桓公入洛

        桓公入洛,^[1]过淮、泗,^[2]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3]眺瞩中原,^[4]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5]百年丘墟,^[6]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7]”袁虎率尔对曰:^[8]“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9]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10]魏武入荆州,^[11]烹以飨士卒,^[12]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注释】 [1]桓公入洛:桓公,即桓温,详见前《桓公北征》条注[1]。入洛,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再度率师北伐,败姚襄,收复洛阳。 [2]淮、泗:淮水和泗水。此处以指桓温北上所过的地方。 [3]僚属:指在同一官署中理事的下属官吏。平乘楼:大船上的楼。平乘,平时所乘用者,后遂以代指大船。 [4]中原:此处当指黄河流域的土地。 [5]神州陆沉:国土沦陷于异族侵略者之手。神州,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齐人邹衍创立“大九州”之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后遂简称“神州”,以作中国的别称。陆沉,比喻国土沉沦,非因洪水,而是由于人为的祸乱。[6]百年丘墟:百年以来,一直是一片荒丘废墟。按,自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之乱起,距此时不过五十年,这里当举成数而言。 [7]王夷甫:王衍(256—311),字夷甫,西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戎从弟。有盛才,终日清谈,唯以老、庄为事,名倾一时,若义理有不安,随时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故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官至尚书令、司徒、太尉等。是时皇族争权,内乱迭起,衍虽居宰辅之位,然周旋诸王间,专谋自保之计,后为石勒所俘,劝勒称帝,以图苟活,终为勒坑杀。 [8]袁虎: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有逸才,文章绝美,为谢安参军,又为桓温记室。并曾撰《后汉纪》,为后世所称。 [9]刘景升:刘表,字景升(142—208),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汉皇室远支,鲁共王刘余之后。献帝刘协初平元年(190)为荆州刺史,爱民养士,四方流人多附之。后曹操以其将助袁绍,欲击之,未至而刘表病死,子琮降操。 [10]羸牸(lei zi雷紫):瘦弱的母牛。[11]魏武:魏武帝曹操。 [12]飨(xiang 响):以酒食款待人。泛指请人享用。
        【译文】 桓温进攻洛阳,途中渡过淮河、泗水,到达北方边境,同一些僚属登上大船楼,注目遥望中原一带,愤慨地说:“最后让国土沦陷,繁华都市百年来变成一片荒丘废墟,王夷甫这些人不能不承担起罪责!”袁虎轻率地说:“国家的运数本来有兴衰盛败的周期,难道一定就是他们的过错吗?”桓温板起脸来,神色庄严,对周围在座的人说:“各位都听说过刘景升吗?有一头千斤重的大牛,吃豆类草料超过一般牛的十倍,而载重物走远路,还及不上一头瘦弱的母牛,魏武帝攻进荆州,煮了它犒劳士卒吃,当时人们没有不叫好的。”意思是用这件事来比喻袁虎。四座的人既已惊骇,袁虎也害怕得变了脸色。
        【总案】 西晋后期,外戚专政,诸王争权,以至同室操戈,战乱连年不休,使社会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民不聊生,中原鼎沸。置身于这样危急存亡的多事之秋,位居执宰重臣的王衍(夷甫)、庾敳诸人却一味崇尚老庄玄学,倡导清言虚谈之风,为朝野士人所仿效,形成盛极一时的社会风气。他们的作为,不仅于事无丝毫补益,还只会加速危机的发展,让朝政更加混乱。结果,使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得以据地称王,并乘机入侵。永嘉五年(311),自称汉帝的匈奴大单于刘渊攻陷晋都洛阳,俘获怀帝司马炽。建兴四年(316),匈奴贵族,后来建国前赵的刘曜又攻破长安,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王朝归于灭亡,从此开始了五朝乱中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王衍诸人,也被羯人石勒所获,终遭杀害,临死前,他才悔悟到:“吾辈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所以,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评论说:“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尽管西晋之亡不能全部归咎于王衍辈的清谈误国,但他们的过失促进了事态的恶化。
        桓温是有着实际才能、又执掌大权的朝廷重臣及总领一方的军事统帅。当他率兵北伐、收复久已沦陷的故都洛阳时,登楼眺瞩这古老而荒凉的中原大地,但见昔时的繁华盛景只剩一片丘墟,自然会滋发今昔异同、兴衰无常的叹喟之情,慨然于大好河山的沦亡,检点历史的严峻教训和东晋朝廷现实的弊端,更加痛感于王夷甫诸人一味崇尚玄远、专事空言所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所以,他的那一席话里蕴涵着非常深沉、复杂的意义,既是积郁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又有着清醒的理智的思索。
        袁虎却不明了这些,认为天意莫测,国家运数自有兴废盛衰,为人事所不易把握,“难道一定是王夷甫他们几个人的过错吗?”——话不禁脱口而出,对桓温的责怪不以为然。不过他却没有考虑到,处在那样严重的时刻,只能激励将士同仇敌忾、戮力国家,以图乘胜进击、光复旧土;而决不能把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的责任推诿给运数,以至忽略乃至放弃人事的努力。否则的话,将会令斗志消解,使当时弥漫于朝廷的空谈玄理、荒废政务、讲究浮文、不理实事的风气更为炽烈,那样一来,不仅克复神州将成虚话,连偏安江南一隅的局面都难以维持。因此,桓温听了勃然变色,以刘表那个“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的千斤大牛来比喻只拿国家丰厚的俸禄、却不做任何事情的朝臣们,表示要除掉这些赘疣废物——当然,这就不只是对袁虎而言了。
        遗憾的是,桓温虽具有非常出色的才干与谋略,却又是个曹操、司马懿式的心怀异志的人物,由于受到朝廷内部对立力量的牵制,兼之他自己也急于争夺权力,所以不久就主动退回江南,终于未能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