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又在广州领导了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两广、闽南等地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于8月11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同时,决定以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月20日,张太雷向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筹备暴动。9月1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倡议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政治的尸首”,决定在以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时,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同时决定,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要在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苏维埃^[1]。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失败的教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每个地主(包括小地主)的土地都必须没收。改用红旗。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2]。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提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称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以之充军饷及救济贫苦工农”^[3]。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诺伊曼(Heinz Neumann)^[4]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南方局委员,周恩来、张太雷、黄平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2日,张太雷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广州暴动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张太雷的计划仍偏重于军事,未能以农民作为暴动主力,决定另作计划。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撤销南方局。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决议案,认为当时正处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无间断革命”,“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要求在各地城乡鼓动革命,“造成总暴动的局面”,“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决议案》并称:“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会议并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等口号^[5]。会后,张太雷即留在上海,参加研究广州起义计划。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农民曾在中共领导下三次起义。11月13日、18日,在彭湃主持下,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通过没收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士兵生活等议案。海陆丰起义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等行动,成为广州起义的先声。
        广州起义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时爆发的。11月17日,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支持下,由黄琪翔出面,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同日,黄绍竑经香港逃回广西,在梧州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广州,粤桂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散驻广东各地的李济深所部也准备会同桂军进攻,广州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当时,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向各地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广州城内只留有五个团,约五千人的兵力,力量非常空虚。
        广州事变的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广东政局的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工农群众利用政变,“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6]。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担任委员,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度重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该团一度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中共在该部队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是一支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对新编第四军警卫团,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工作。此外,还成立了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的五人委员会,由周文雍担任总指挥,受其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总队共三千余人。
        筹备起义过程中,国际代表诺伊曼主张通过黄琪翔与张发奎对话;张发奎为抗击李济深、黄绍竑,也希望与共产党协商,怎样“共同保卫广州”。他并要求会见中共“最高负责同志”^[7]。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开提出六项条件,要求先予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立刻武装广州工人”等^[8]。其间,恽代英曾在黄琪翔宅与张发奎见面,但未能谈出结果^[9]。
        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动员”,“准备暴动”。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起义,接着广东省委也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政纲、宣言以及行动部署。
        在上海的汪精卫时刻注意广州动态,于12月初派陈璧君回广州调查。同月9日,汪精卫致电陈公博、张发奎等,声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令黄退休。又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要求“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10]。10日,张发奎下令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前敌总指挥黄琪翔连夜从粤桂前线赶回广州,商议镇压计划。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米店被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形势变得十分紧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
        10日晚11时,叶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作动员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3时半,教导团开始进攻广州各重要军政据点。警卫团的部分官兵及工人赤卫队也同时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在黎明前,位于珠江北岸的广州市区大部分为起义军所控制。11日上午6时,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苏兆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其他成员包括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等。
        苏维埃政府甫告成立,便发表宣言和政纲,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要求“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消灭一切债务”。苏维埃政府并号召广东农民即刻暴动,“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11]。
        起义后,广州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起义军虽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大部分市区,但珠江以南仍控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手里,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逃入李的辖区。起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奏效。12日凌晨,李福林所部分两路渡过珠江,攻击江北起义部队。各国驻粤领事会议决定,调英军2000人、法军400人、日军300人防守沙面,并派遣军舰掩护国民党军过江。同时,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赶到,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广州。当天中午,国民党军猛烈进攻位于市区北面,由起义军占领的制高点——观音山,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几度易手。起义军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军并曾一度迫近指挥部,叶挺、叶剑英沉着应战,指挥教导团和工人反击,转危为安。午后,张太雷乘车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遭伏击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叶挺和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形势,决定撤出广州,以保存有生力量。由于当时广州处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通讯工作难以保持正常,大部分起义部队在得到撤退命令后离开了阵地,但仍有一些分散作战的赤卫队员及小股部队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及时撤退。
        13日凌晨,国民党军集结近五万兵力围攻广州。9时许,观音山阵地失守,国民党军冲入市区。下午,各路国民党军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总部合围进攻。下午3时许,广州重新落入张发奎手中。张随即进行大规模屠杀。从13日至19日,广州共有五千余人遭到杀害,其中有参加起义的朝鲜革命者一百余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А.И.Фасис)在幕后指挥起义,被捕杀;领事馆被查抄。另有越南革命者24人被捕^[12]。
        同日,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等急电汪精卫、蒋介石等,宣称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要求“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13]。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对驻各省苏联领事的承认,勒令在华苏俄商业机关停止营业。
        起义失败后,从广州撤出来的部分起义队伍,约1200人集中到花县,经过短时间休整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赴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汇合。撤出广州的另一部分队伍约一百多人,退往广西左右江一带,继续进行斗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由于众寡悬殊,政策过“左”,起义未能取得成功。当时,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要占领作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广州起义在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触发了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权力斗争。李济深及桂系势力抓住这一事件,联合其他反汪力量,乘机向汪精卫发难,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并称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13日,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等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14]。但这并不能平息事端。14日,浙江省党部致电蔡元培,声称汪精卫的逆迹已彰明昭著,要求不准其参加四中全会。同日,旅宁粤人召开“讨共救粤”大会,要求缉办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张发奎、黄琪翔等人。15日,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之机会”,以至“酝成此次之巨变”^[15]。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查办令称:“汪精卫、顾孟馀、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预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复。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16]当夜,汪精卫秘密登轮,离沪赴港,偕同黄琪翔赴欧。临行前,通电声称不再参与政治。
        汪精卫、黄琪翔被逼出国后,广东内部两派势力开始火并。李济深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及在桂的第十五军等,分路向广州出击。12月20日,李济深系统的粤军首领在汕头开会,议决在汕头设立大本营,由陈铭枢任总指挥,向张发奎部发动攻击。21日,南京政府通过决议,授予李济深返粤整顿粤局的全权。李济深旋即回到广东,亲自指挥对张发奎部的攻击。张发奎等见势不妙,离开广州,让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作战。缪培南决定率部离开广州,向东北方向撤退。结果,与李济深部在五华、岐岭一带相遇,展开激战。第四军虽号称铁军,但自江西返粤以来长期行军作战,士气低落,在李部与桂军的联合攻击下,连遭失败,被迫放弃抵抗。李济深及粤桂势力又重新控制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