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北伐军进入山东后,进展顺利。5月初,张宗昌自济南仓皇出逃,鲁军向山东北端的德州溃退。张作霖眼看着津浦线上的败局即将危及京津地区,下令收缩防线。京汉线上的奉军主力第三、第四军团放弃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张作相统率的吉军放弃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以期与鲁军共同构成拱卫京津的外围屏障。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民族义愤。上海、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吁请“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1]。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王士珍等,以及以陈箓为首的北洋政府驻外公使们,也都通电呼吁“息争御侮”。同时,奉系内部也发生变化。
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会见安国军政府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要求奉军不得反攻济南,此事激起了常荫槐的愤慨。同日,常致电在石家庄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内称:“似此无理干涉,既对南军宣战,又来北方牵制。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他要求张、杨二人电请张作霖通电表示,“速息内争,一致对外”[2]。6日,张、杨回电,对济南事件表示愤慨,声称“弟等虽属军人,究亦同为国民,爱国之心岂敢后人;且事关国家荣辱,讵容漠视不问!”但二人表示,身为统兵大员,不宜轻易表态。张、杨要求常荫槐相机向张作霖“陈明”。二人并提出,通电“既须表同情于国人,又须获好感于友邦”,“万勿昌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3]。7日,常荫槐再次致电张、杨,要求二人回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4]。5月9日,孙传芳在天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称:“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他表示不能再负责前线军事:“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5]潘复随即向张作霖报告,劝张顺应潮流,停战言和。同日,张作霖接受常、张、杨等人意见,通电宣称:“特将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公是公非,听诸舆论。”通电特别提出,要“慎重外交”[6]。12日,奉系首领通过北洋外交名流顾维钧,请美、英等国驻华公使出面,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响应”张作霖的停战通电[7]。16日,又派直隶省省长孙世伟赴南方商谈。
张作霖通电言和,主要是为了保持华北残局,但是,日本政府却企图乘机迫使奉系退出关外。
自二次北伐战事再起,田中内阁即决定乘机进一步向张作霖逼索满蒙特权,同时强迫奉军出关,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乘胜推进,扩展至东北地区。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决定“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至于奉军,如能主动“向关外撤退”,则“不必解除其武装”[8]。1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之命,深夜向张作霖递交备忘录。同时,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再三劝告奉军立即自动撤回东北[9]。对此,张作霖十分愤懑地说:“若非本人在京坐镇,恐北京且沦于赤化。今日本乃与南方唱同调,欲迫本人失败,殊不合理。”[10]他向芳泽表示,奉军将固守现在的防线,进行自卫对抗[11]。双方各持己见,至凌晨时不欢而散。
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既得权益,日本军方迅速做好了行动准备。5月l7日,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刚一收到备忘录,就立即以解除南北两军的武装为目标,策划军事部署,准备明令关东军出兵锦州,并将司令部由大连迁往奉天。村冈并致电参谋本部称:“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12]但是,当时关东军司令的权力仅限于在“满铁”附属地内调动日军,村冈计划中的行动必须得到天皇的“敕命”。20日,铃木庄六参谋总长会见田中首相后,电告关东军,“敕命”预定于21日下达[13]。村冈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迅速向奉天集结待命,并率司令部全班人马迁入奉天。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也积极策动列强,赞同日方关于将防区由租界扩展至京津、京奉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的议案[14]。
然而,侵华日军焦急等候的“敕命”并没有下达。由于中国南北两方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田中义一对于立即大规模地动用武力是否适宜,一直犹豫不决。
日方备忘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方,郑重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15]同日,又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指责日方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完整等原则[16]。29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17]。同日,指令上海交涉员向矢田口头声明:“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18]
美英等列强也不愿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在日方备忘录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就电示驻华公使,美国将不参加日本政府为向东北扩展而策动的“联合行动”[19]。他并公开向新闻界重申:“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20]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的提案向芳泽提出质询[21]。次日,美、法、英等国公使分别指令本国驻军司令,反对日本“扩大防区”的议案。24日,各国驻军司令联席会议以超越自卫为由,一致否决了日方的提案。
显然,列强不愿让日本在侵华的角逐中,强恃武力独占鳌头。各种不祥的信息不断反馈到田中首相的办公桌上。他一面电令驻美大使亲赴国务院疏解,声称日本绝无独吞东北的野心[22];一面再三拖延下达出兵的“敕命”。31日,田中决定搁置军方请命出兵的议案。
日方悍然出兵的方案虽然被搁置,但是,奉系也已无力继续对南方作战。在日本武力恫吓和北伐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奉系内部主张谈和撤军的新派势力终于占了上风。
当时,在奉系将领中,极力主战的是其旁系鲁军首领张宗昌。他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不惜引狼入室。5月17日,他接见日本记者时公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京、津。他甚至表示,反对张作霖的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23]。第三、第四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则主张有条件地言和撤兵。二人对建川美次说:“冯、阎两军业已进逼,此时奉军若退,彼方必尾蹑而至,危险至极。”“若日本能与南方交涉,保证不追,则奉方甚愿退兵。”[24]他们一面与南方使者秘密接触,一面轮番向张作霖进言。张学良称:“民族自相残杀无意义,我们可回东北。”[25]杨宇霆称:“张宗昌、褚玉璞不可靠,一旦他们切断京奉路,回东北就困难了。”[26]其间,奉方与晋方代表孔繁蔚已开始谈判,进展迅速。
终于,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张作霖作出最后抉择。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出席。会上,张作霖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与列强公使话别。2日,通电宣布:“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27]它实际上宣告了奉系对北洋中央政权控制的结束。
6月3日,一再延期的张作霖专列从北京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时,突然一声巨响,黑烟飞腾,张作霖所乘铁甲车被炸毁,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陞登时气绝身亡。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被扶入汽车送回帅府,数小时之后,不治身死[28]。
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勘察”现场,声称发现“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6月12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发表公报,断言皇姑屯炸车案的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29]。
然而,流逝的岁月终于冲散了阴谋者施放的烟幕。二十多年之后,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我杀死了张作霖。”[30]
当时,田中义一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行使武力为威胁”,迫使其完全傀儡化[31]。而有些军政要人,特别是关东军将领,则主张乘机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32],河本大作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人。他提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33]
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这件谋杀案的另一个主要策动人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村冈对一再拖延下达出兵“敕命”非常不满。他最初计划假手天津驻屯军在北京杀害张作霖,密遣竹下义晴潜往北京,与日本驻华武官建川取得联系。竹下临行前,在河本的追问下,向其泄露了村冈的密令。河本表示,执行谋杀计划由他一手承担,要竹下负责侦察张作霖的行踪,及时密报[34]。这样,关东军内部酝酿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合二为一了。
河本周密布置了整个谋杀方案。6月4日,河本亲临现场监控。事后,日军按预定方案,迅速伪造了现场。由亲手按动爆破电钮的东宫铁男大尉发表“目击谈”,指控国民革命军为炸车案主谋。
皇姑屯炸车案是河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他的整体方案是:“先杀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关东军。”[35] 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案件[36]。政治流言伴着炸弹声四起。一时间,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制造傀儡政权之说“甚嚣尘上”[37]。与此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当时报刊尖锐地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38]
面对险情四伏的危局,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表。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39]。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40]。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41]。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
与此同时,为稳定局势,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并要求日方严格取缔浪人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42]。
奉天当局的镇静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扩张阴谋。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否决白川陆相要求授权关东军出兵的议案。其理由为,根据东北政府现状,没有必要使用武力[43]。
这样,谋杀张作霖,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借机出兵,实现侵占东北的全盘计划,仅仅开了个头,便中断了。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民族义愤。上海、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吁请“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1]。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王士珍等,以及以陈箓为首的北洋政府驻外公使们,也都通电呼吁“息争御侮”。同时,奉系内部也发生变化。
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会见安国军政府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要求奉军不得反攻济南,此事激起了常荫槐的愤慨。同日,常致电在石家庄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内称:“似此无理干涉,既对南军宣战,又来北方牵制。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他要求张、杨二人电请张作霖通电表示,“速息内争,一致对外”[2]。6日,张、杨回电,对济南事件表示愤慨,声称“弟等虽属军人,究亦同为国民,爱国之心岂敢后人;且事关国家荣辱,讵容漠视不问!”但二人表示,身为统兵大员,不宜轻易表态。张、杨要求常荫槐相机向张作霖“陈明”。二人并提出,通电“既须表同情于国人,又须获好感于友邦”,“万勿昌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3]。7日,常荫槐再次致电张、杨,要求二人回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4]。5月9日,孙传芳在天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称:“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他表示不能再负责前线军事:“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5]潘复随即向张作霖报告,劝张顺应潮流,停战言和。同日,张作霖接受常、张、杨等人意见,通电宣称:“特将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公是公非,听诸舆论。”通电特别提出,要“慎重外交”[6]。12日,奉系首领通过北洋外交名流顾维钧,请美、英等国驻华公使出面,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响应”张作霖的停战通电[7]。16日,又派直隶省省长孙世伟赴南方商谈。
张作霖通电言和,主要是为了保持华北残局,但是,日本政府却企图乘机迫使奉系退出关外。
自二次北伐战事再起,田中内阁即决定乘机进一步向张作霖逼索满蒙特权,同时强迫奉军出关,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乘胜推进,扩展至东北地区。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决定“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至于奉军,如能主动“向关外撤退”,则“不必解除其武装”[8]。1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之命,深夜向张作霖递交备忘录。同时,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再三劝告奉军立即自动撤回东北[9]。对此,张作霖十分愤懑地说:“若非本人在京坐镇,恐北京且沦于赤化。今日本乃与南方唱同调,欲迫本人失败,殊不合理。”[10]他向芳泽表示,奉军将固守现在的防线,进行自卫对抗[11]。双方各持己见,至凌晨时不欢而散。
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既得权益,日本军方迅速做好了行动准备。5月l7日,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刚一收到备忘录,就立即以解除南北两军的武装为目标,策划军事部署,准备明令关东军出兵锦州,并将司令部由大连迁往奉天。村冈并致电参谋本部称:“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12]但是,当时关东军司令的权力仅限于在“满铁”附属地内调动日军,村冈计划中的行动必须得到天皇的“敕命”。20日,铃木庄六参谋总长会见田中首相后,电告关东军,“敕命”预定于21日下达[13]。村冈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迅速向奉天集结待命,并率司令部全班人马迁入奉天。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也积极策动列强,赞同日方关于将防区由租界扩展至京津、京奉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的议案[14]。
然而,侵华日军焦急等候的“敕命”并没有下达。由于中国南北两方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田中义一对于立即大规模地动用武力是否适宜,一直犹豫不决。
日方备忘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方,郑重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15]同日,又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指责日方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完整等原则[16]。29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17]。同日,指令上海交涉员向矢田口头声明:“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18]
美英等列强也不愿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在日方备忘录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就电示驻华公使,美国将不参加日本政府为向东北扩展而策动的“联合行动”[19]。他并公开向新闻界重申:“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20]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新井的提案向芳泽提出质询[21]。次日,美、法、英等国公使分别指令本国驻军司令,反对日本“扩大防区”的议案。24日,各国驻军司令联席会议以超越自卫为由,一致否决了日方的提案。
显然,列强不愿让日本在侵华的角逐中,强恃武力独占鳌头。各种不祥的信息不断反馈到田中首相的办公桌上。他一面电令驻美大使亲赴国务院疏解,声称日本绝无独吞东北的野心[22];一面再三拖延下达出兵的“敕命”。31日,田中决定搁置军方请命出兵的议案。
日方悍然出兵的方案虽然被搁置,但是,奉系也已无力继续对南方作战。在日本武力恫吓和北伐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奉系内部主张谈和撤军的新派势力终于占了上风。
当时,在奉系将领中,极力主战的是其旁系鲁军首领张宗昌。他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不惜引狼入室。5月17日,他接见日本记者时公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京、津。他甚至表示,反对张作霖的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23]。第三、第四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则主张有条件地言和撤兵。二人对建川美次说:“冯、阎两军业已进逼,此时奉军若退,彼方必尾蹑而至,危险至极。”“若日本能与南方交涉,保证不追,则奉方甚愿退兵。”[24]他们一面与南方使者秘密接触,一面轮番向张作霖进言。张学良称:“民族自相残杀无意义,我们可回东北。”[25]杨宇霆称:“张宗昌、褚玉璞不可靠,一旦他们切断京奉路,回东北就困难了。”[26]其间,奉方与晋方代表孔繁蔚已开始谈判,进展迅速。
终于,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张作霖作出最后抉择。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出席。会上,张作霖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与列强公使话别。2日,通电宣布:“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27]它实际上宣告了奉系对北洋中央政权控制的结束。
6月3日,一再延期的张作霖专列从北京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时,突然一声巨响,黑烟飞腾,张作霖所乘铁甲车被炸毁,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陞登时气绝身亡。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被扶入汽车送回帅府,数小时之后,不治身死[28]。
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勘察”现场,声称发现“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6月12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发表公报,断言皇姑屯炸车案的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29]。
然而,流逝的岁月终于冲散了阴谋者施放的烟幕。二十多年之后,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我杀死了张作霖。”[30]
当时,田中义一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行使武力为威胁”,迫使其完全傀儡化[31]。而有些军政要人,特别是关东军将领,则主张乘机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32],河本大作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人。他提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33]
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这件谋杀案的另一个主要策动人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村冈对一再拖延下达出兵“敕命”非常不满。他最初计划假手天津驻屯军在北京杀害张作霖,密遣竹下义晴潜往北京,与日本驻华武官建川取得联系。竹下临行前,在河本的追问下,向其泄露了村冈的密令。河本表示,执行谋杀计划由他一手承担,要竹下负责侦察张作霖的行踪,及时密报[34]。这样,关东军内部酝酿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合二为一了。
河本周密布置了整个谋杀方案。6月4日,河本亲临现场监控。事后,日军按预定方案,迅速伪造了现场。由亲手按动爆破电钮的东宫铁男大尉发表“目击谈”,指控国民革命军为炸车案主谋。
皇姑屯炸车案是河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他的整体方案是:“先杀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关东军。”[35] 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案件[36]。政治流言伴着炸弹声四起。一时间,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制造傀儡政权之说“甚嚣尘上”[37]。与此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当时报刊尖锐地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38]
面对险情四伏的危局,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表。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39]。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40]。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41]。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
与此同时,为稳定局势,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并要求日方严格取缔浪人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42]。
奉天当局的镇静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扩张阴谋。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否决白川陆相要求授权关东军出兵的议案。其理由为,根据东北政府现状,没有必要使用武力[43]。
这样,谋杀张作霖,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借机出兵,实现侵占东北的全盘计划,仅仅开了个头,便中断了。
- 上一篇：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 下一篇：北伐军进入京津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100033.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