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地方军阀争夺十分激烈的地区,1927年至1932年间,经过长期混战,四川逐渐形成刘湘和刘文辉两强相争的局面。
1927年宁汉对立时,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地方实力派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任前敌总指挥,蒋亲电刘湘,告以:“夏师长斗寅可信,请与联络一致为要。”[1]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万人自万县东下,联合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北上河南,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双方在仙桃镇激烈交锋,杨军大败,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被迫西逃潜江,潜回四川。
杨森败退回川,刘湘趁机以“出兵助战”[2]名义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在武汉政府策动下,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7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吴逆佩孚,殃民祸国,负罪至深。逃窜川边,阴谋煽乱,迭经电饬缉拿……如或瞻徇隐匿,自犯通敌之嫌,政府亦不能宽贷也。”[3]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4]。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其时,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等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当刘湘电告蒋介石获胜消息时,蒋正处于二次北伐的关键时期,期望刘湘能派兵相助,因此一口表示川事任刘湘处置,“对杨森无主张”[5]。5月18日,倒杨联军与杨森部在开江展开决战,由于与杨素有联系的罗泽洲率部袭击倒杨联军后方,杨森取得胜利,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
刘湘自此时对外积极投靠南京中央,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有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为二刘并立的局面。刘文辉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嫡堂叔。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八部同盟”发动下川东之战时,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势力迅速发展。1929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南京中央此时对二刘显得不偏不倚,蒋介石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6]二刘则在蒋与地方实力派争斗中,倾向各异。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刘文辉回忆:“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到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我认为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7]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令蒋介石深为不满。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处,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到1932年,四川经近二十年的混战,仅剩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刘存厚八个军阀。实力最大者为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两部实力相当,都企图称霸。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个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刘湘据重庆及重庆以东地区的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较之刘文辉,刘湘在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整理四川省军事起见”,在四川设立善后督办,规定:“善后督办在善后期间所有全省驻在军队统归负责处理,并得按该省情形随时咨商省政府,将全省划为若干警备区,每区设司令一员,均由督办呈请陆海空军总司令任命之。”[8]4月,刘湘就任善后督办,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同时,刘文辉由于侵占其他各部防地、收编其他各部部队,树敌太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多股势力与刘湘联合,共同反对刘文辉。
“二刘大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虽然对刘湘寄予更多希望,但四川爆发大规模战争,南京方面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战局走向毕竟不明,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认为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还是两不得罪。1932年9月,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劝告道:“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9]10月18日,何应钦电蒋,请示对川事处理办法。蒋回电表示:“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日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如兄有与甫澄、自乾两方各个接近之人,不妨各使分工,加紧接近,藉以明了两方之真相及其对于中央之希望,然后静观其进展趋势,再作最后之决定可也。”[10]表面工夫做到后,蒋介石私下里对刘湘还是有所倾斜。10月12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提出如果刘湘能够出面收拾四川乱局,中央政府不妨“因势利导”[11],对此,蒋介石应是心领神会,代表南京方面在四川联络的曾扩情回忆,当时蒋介石“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期间内解决刘湘,可便宜行事”[12]。1932年底,“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时,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二: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13]
1932年10月,除第二十四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联名通电讨伐刘文辉,声言:“除祸根而奠川局。”[14]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第一枪,川北之战爆发。随后,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一部投入川北战场。第二十四军分北、中、南三路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撤出南充、遂宁地区。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线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邓锡侯部进驻简阳、资阳。以刘为首的联军部队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李、罗等部向内江、资中进攻,第二十四军夏首勋指挥第二、第三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二刘争夺重心在泸县。第二十一军六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激战半月,双方互有进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21日,刘湘进占泸县,守军两个旅为刘湘收编。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成都从1926年起即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联合管理。田颂尧见刘文辉在川北、川中节节败退,威逼刘军退出成都,被刘拒绝。11月中旬,田军在邓军暗中协助下与刘开战。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刘文辉将撤守资阳、内江等地的十八个团增援成都,实力三倍于田军。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向荣县、富顺发动反攻。
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第二十四军夏首勋率六个旅、冷熏南率五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刘湘部退入荣县。同期,冷部五个旅攻刘湘右翼唐式遵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双方死亡三千余人,潘师溃败无法再战。荣威之役历时11天,刘湘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派出四个师部队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兵力损失不大,但防地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近三十县尽为刘湘所据。
刘文辉不败而败,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决心集中兵力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9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讨伐刘文辉通电。此时,中共在四川迅速发展,蒋介石希望二刘能携手对付中共,以免予中共以可乘之机,在致张群电中谈到:“刘湘派员携其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中以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之意喻之,属其必先剿匪才可统一川局,名正言顺,亦无人能反对之意力说之。总之测其意似彼已决心,对中正为通告形式,说必无效,川事只有让其自乱而已……如能设法合力灭共,避免二刘之战,使刘湘无法启衅,尤幸也。”[15]蒋虽想调和二刘,但其既对四川束手无策,又不欲干预刘湘影响与刘关系,因此所谓避免“二刘之战”只是徒托空言。
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组织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很快挺进到成都附近。8日,刘文辉不得不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将所部二十四军分成六路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3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决定乘胜追击。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灌县、新津刘文辉军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8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兵力仅剩数团,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8月31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告终。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多为富庶地区,“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湘控制四川,由于其与南京中央相对良好的关系,为蒋介石所乐见。1935年,随着南京中央以“追剿”红军之名进入四川,南京与四川矛盾趋于激烈,双方的争持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1927年宁汉对立时,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地方实力派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任前敌总指挥,蒋亲电刘湘,告以:“夏师长斗寅可信,请与联络一致为要。”[1]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万人自万县东下,联合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北上河南,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双方在仙桃镇激烈交锋,杨军大败,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被迫西逃潜江,潜回四川。
杨森败退回川,刘湘趁机以“出兵助战”[2]名义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在武汉政府策动下,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7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吴逆佩孚,殃民祸国,负罪至深。逃窜川边,阴谋煽乱,迭经电饬缉拿……如或瞻徇隐匿,自犯通敌之嫌,政府亦不能宽贷也。”[3]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4]。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其时,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等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当刘湘电告蒋介石获胜消息时,蒋正处于二次北伐的关键时期,期望刘湘能派兵相助,因此一口表示川事任刘湘处置,“对杨森无主张”[5]。5月18日,倒杨联军与杨森部在开江展开决战,由于与杨素有联系的罗泽洲率部袭击倒杨联军后方,杨森取得胜利,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
刘湘自此时对外积极投靠南京中央,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有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为二刘并立的局面。刘文辉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嫡堂叔。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八部同盟”发动下川东之战时,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势力迅速发展。1929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南京中央此时对二刘显得不偏不倚,蒋介石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6]二刘则在蒋与地方实力派争斗中,倾向各异。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刘文辉回忆:“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到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我认为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7]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令蒋介石深为不满。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处,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到1932年,四川经近二十年的混战,仅剩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刘存厚八个军阀。实力最大者为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两部实力相当,都企图称霸。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个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刘湘据重庆及重庆以东地区的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较之刘文辉,刘湘在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整理四川省军事起见”,在四川设立善后督办,规定:“善后督办在善后期间所有全省驻在军队统归负责处理,并得按该省情形随时咨商省政府,将全省划为若干警备区,每区设司令一员,均由督办呈请陆海空军总司令任命之。”[8]4月,刘湘就任善后督办,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同时,刘文辉由于侵占其他各部防地、收编其他各部部队,树敌太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多股势力与刘湘联合,共同反对刘文辉。
“二刘大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虽然对刘湘寄予更多希望,但四川爆发大规模战争,南京方面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战局走向毕竟不明,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认为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还是两不得罪。1932年9月,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劝告道:“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9]10月18日,何应钦电蒋,请示对川事处理办法。蒋回电表示:“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日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如兄有与甫澄、自乾两方各个接近之人,不妨各使分工,加紧接近,藉以明了两方之真相及其对于中央之希望,然后静观其进展趋势,再作最后之决定可也。”[10]表面工夫做到后,蒋介石私下里对刘湘还是有所倾斜。10月12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提出如果刘湘能够出面收拾四川乱局,中央政府不妨“因势利导”[11],对此,蒋介石应是心领神会,代表南京方面在四川联络的曾扩情回忆,当时蒋介石“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期间内解决刘湘,可便宜行事”[12]。1932年底,“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时,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二: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13]
1932年10月,除第二十四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联名通电讨伐刘文辉,声言:“除祸根而奠川局。”[14]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第一枪,川北之战爆发。随后,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一部投入川北战场。第二十四军分北、中、南三路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撤出南充、遂宁地区。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线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邓锡侯部进驻简阳、资阳。以刘为首的联军部队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李、罗等部向内江、资中进攻,第二十四军夏首勋指挥第二、第三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二刘争夺重心在泸县。第二十一军六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激战半月,双方互有进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21日,刘湘进占泸县,守军两个旅为刘湘收编。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成都从1926年起即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联合管理。田颂尧见刘文辉在川北、川中节节败退,威逼刘军退出成都,被刘拒绝。11月中旬,田军在邓军暗中协助下与刘开战。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刘文辉将撤守资阳、内江等地的十八个团增援成都,实力三倍于田军。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向荣县、富顺发动反攻。
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第二十四军夏首勋率六个旅、冷熏南率五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刘湘部退入荣县。同期,冷部五个旅攻刘湘右翼唐式遵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双方死亡三千余人,潘师溃败无法再战。荣威之役历时11天,刘湘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派出四个师部队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兵力损失不大,但防地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近三十县尽为刘湘所据。
刘文辉不败而败,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决心集中兵力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9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讨伐刘文辉通电。此时,中共在四川迅速发展,蒋介石希望二刘能携手对付中共,以免予中共以可乘之机,在致张群电中谈到:“刘湘派员携其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中以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之意喻之,属其必先剿匪才可统一川局,名正言顺,亦无人能反对之意力说之。总之测其意似彼已决心,对中正为通告形式,说必无效,川事只有让其自乱而已……如能设法合力灭共,避免二刘之战,使刘湘无法启衅,尤幸也。”[15]蒋虽想调和二刘,但其既对四川束手无策,又不欲干预刘湘影响与刘关系,因此所谓避免“二刘之战”只是徒托空言。
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组织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很快挺进到成都附近。8日,刘文辉不得不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将所部二十四军分成六路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3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决定乘胜追击。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灌县、新津刘文辉军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8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兵力仅剩数团,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8月31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告终。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多为富庶地区,“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湘控制四川,由于其与南京中央相对良好的关系,为蒋介石所乐见。1935年,随着南京中央以“追剿”红军之名进入四川,南京与四川矛盾趋于激烈,双方的争持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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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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