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文】·合奇序》
【原文】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示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 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忽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像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
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十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
【鉴赏】
此序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家居，六十二岁。毛兆麟，字丘伯，临川人，编有《汤若士绝句》。他深得晚年汤显祖的青睐，不仅引以为同道，也视其为后继，寄有厚望。汤显祖为毛兆麟的《学馀园初集》作序云：“予将老而为客。遂有毛伯丘者，顿致此道。盖其去诸生成进士也，才一期以余。有慈氏之丧，归而除一园以居也，殆半期耳。而总其长赋，已成四五，诗凡百篇”，又称许“丘君乃能出其数千万言，纵横流离，磊砢层集，无不如志”，“毛伯君独能为之”，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文中所谓的“灵气”主要是指趣味和性灵。汤显祖主张发扬作家的自然灵性来驾驭文学创作，“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人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他看来，灵性虽非人人所具，却也不少，“天下大致，十人中二四有灵性”。然而“能为伎巧文章，竞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原因在于“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因而“性近而习远”，个性被时文所磨灭，灵性得不到发扬，不能写出好的文章，所谓“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
汤显祖的这种看法，实源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贽。李贽在《童心说》中，指出文学创作来自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但是“童心”往往遭受礼教与习俗的遮蔽，“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解决办法只有发掘和激扬“童心”，祛除闻见道理。李贽指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主张去掉积习格套，“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汤显祖曾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曾有“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之语。他的“灵性”与“童心”大致接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但也存在着细微差异。李贽着眼于自然天性没有本质的不同，凡金矿都含有金子;汤显祖则承认自然天性的高下之别，认为金矿中含金量有多有少。与李贽的去蔽存明主张相似，汤显祖在序中也主张摆脱拘腐之理的限制，将此视为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破除流俗的迂腐狭隘之见，其动力源于觉悟者追求特立独行的人格，张扬个性。在儒家礼教与社会流俗势力占据绝大优势的情况下，汤显祖推崇儒家的狂狷者的处世态度，“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此即《论语·子路》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谓的狂者狷者，又与庄子的“畸人”接近。《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云：“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藕于俗。”对此，流俗常人固然视其为怪异乖戾，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常常去之而后快，然而在赞赏者或者同道的眼中，无论狂人畸人，都可以称之为“奇人”。
先有“奇人”，然后才能有“奇文”。汤显祖《序毛丘伯稿》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还赞同唐人“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之语，以为“必若所云，张旭之颠，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夫不苟为名而又可以时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萧伯玉制义题词》)。因此之故，汤显祖称许乡里后学的毛兆麟，“如毛伯者，世之奇异人也。”(《序毛丘伯稿》)，后者所编《合奇序》，也深契他的心意，“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这就不难理解，汤显祖对奇人奇事，何以那么津津乐道了。他赞赏幼时所处的好友，“钟陵饶伯宗仑，临川周无怀宗镐，皆奇士也”，“三人嵯峨蹒跚而行乎道中，旁无人也”(《哀伟朋赋序》)，他所不期而遇的友生李超然，亦僧亦侠，颇有战国游士之风。“初弟以僧来见，大似可人。长发章门，便作残僧矣。学书学剑，拓落无成，重以交匪之嫌”(《与门人李超无》)，“岁往浴佛，有驱乌漫刺，坐我堂东。揖之，知其奇，留之斋。云不能断酒也，信宿而都无所断。偶尔破口，公案二三则耳，居常率尔成诗。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间尽奇侠之气”(《李超无问剑集序》)。其言行怪异，匪夷所思，以至于被诬为盗贼，系狱而死。汤显祖还感慨世之男子不如奇妇人者，“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最所奇者……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旗亭记题词》)。
明人陆云龙在翠娱阁选本中曾评点此文说：“序中是为奇劲，奇横。奇清。奇幻，奇古。”文章之奇的造就，源于汤显祖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崇尚超俗好奇，其高超清逸，洋溢于文字。
汤显祖深受六朝文风之影响，自叙“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己熟骚赋六朝之文”(《答张梦泽》)，“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出仕后，又“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有通焉”。早年的偏爱，使得他后来接受汉宋文章的气骨时，仍不忘对绮丽辞藻重视，“至于文之质，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质于犬羊霾曀必矣”(《与陆景邺》)。两方面的兼收并蓄，使得序文既有唐宋古文的清劲简洁，兼具六朝文章的绮丽精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刚健又婀娜的风格。《史记》《汉书》的“雄高”和《世说》的“简澹”，原本为汤显祖所喜，本文中对四六对偶的句式的灵活运用，气势畅达，文词奇隽，魏晋六朝骄文的“婉媷流丽”更其明显。
汤显祖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屠隆这样评价汤显祖，“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熔以独至。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为汉魏则汉魏，为骚选，则骚选，为六朝则六朝，为三唐则三唐”(《玉茗堂文集序》);钱谦益则强调了汤氏六朝与宋代文章的两者糅合的特点，“义仍少刻画为六朝，长而湛思道术，熟于人世情伪，与夫文章之留别。凡序记志传之文，出于曾主者为多。”(《文集原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