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手稿本,“尼采”,原作“德国尼采”,作者自行乙去“德国”二字。“身世之戚”,手稿本作“身世之感”。
这里引用尼采语,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之《诵读与写作》,现在通译作:“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后面尼采接着说:“用你的心血写作罢: 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尼采对于王国维早年思想的影响仅次于叔本华。如果撇开尼采的独特哲学内涵的话,可以将此句理解为: 文学是作家的泣血之呕,是源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叫喊。
王国维举出词史上两个可以称得上写“血书”的词人,是李煜和宋徽宗。李煜是南唐后主,成为赵宋的阶下囚,最后被鸩杀。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去,过了九年的俘虏生活,死在五国城(今吉林省境内)。他们两人的命运非常相似: 九五之尊,享尽人间繁华;国亡身灭,受尽常人无法体验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观物弥深,感慨弥深。王国维批《词辨》时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凶”,是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因此他们词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两人的境界还是有差异的。李煜存词三十余首,多作于国破后,愁怨深广,超越同时词人;宋徽宗亡国以后在北地的词,只有两首,广为传唱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燕山亭》。但是,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婉可怜,但还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过他的身世遭际比普通人更为悲惨,感慨也更为沉痛而已。而李煜则不同。李煜透过切身遭际的世变,对于人生的悲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不幸升华了,揭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将被浮华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剧本质敞亮出来。如《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种对“人间”悲剧性本质的审视和叩问,已经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对于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与宋徽宗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层次上显然是有大小之异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里说:
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
李煜后期词中所写,就是“人类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当此。
值得提出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也多对“人间”悲剧的审视和叩问,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煜是同情的。也正是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王国维才能对李煜词的精神内涵具有超越一般人的体会。
这里需要谈谈前代论者对于李煜、赵佶词的认识。清代如贺裳《皱水轩词筌》、徐《词苑丛谈》等常将李后主和宋徽宗相提并论,但一般还是从传统的“亡国之音哀以思”角度来作解释的,李清照《词论》谈及李煜词就说:“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另一种评论是责备帝王爱好小词,荒淫误国。据说宋兵围城时李煜还在作长短句,上囚车前竟然作词曰: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惯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苏轼就叱责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苏轼的责备是有道理的,身为帝王,就应该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着想,不能沉湎于咿咿呀呀,毫无作为。陈叔宝、隋炀帝,又多了一个李后主,文采风流,可苦了百姓!但是,王国维不这么认为。1906年的《教育小言》里,他说: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文学家所志者,真理也,是天下万世的真理,是人类永恒的福祉,“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从这种审美超功利文学观出发,王国维宽容了李煜作为一国之君的罪愆,而推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评价态度,此前有沈谦,他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填词杂说》)其后有张伯驹。张氏《丛碧词话》说:
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
手稿本,“尼采”,原作“德国尼采”,作者自行乙去“德国”二字。“身世之戚”,手稿本作“身世之感”。
这里引用尼采语,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之《诵读与写作》,现在通译作:“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后面尼采接着说:“用你的心血写作罢: 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尼采对于王国维早年思想的影响仅次于叔本华。如果撇开尼采的独特哲学内涵的话,可以将此句理解为: 文学是作家的泣血之呕,是源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叫喊。
王国维举出词史上两个可以称得上写“血书”的词人,是李煜和宋徽宗。李煜是南唐后主,成为赵宋的阶下囚,最后被鸩杀。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去,过了九年的俘虏生活,死在五国城(今吉林省境内)。他们两人的命运非常相似: 九五之尊,享尽人间繁华;国亡身灭,受尽常人无法体验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观物弥深,感慨弥深。王国维批《词辨》时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凶”,是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因此他们词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两人的境界还是有差异的。李煜存词三十余首,多作于国破后,愁怨深广,超越同时词人;宋徽宗亡国以后在北地的词,只有两首,广为传唱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燕山亭》。但是,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婉可怜,但还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过他的身世遭际比普通人更为悲惨,感慨也更为沉痛而已。而李煜则不同。李煜透过切身遭际的世变,对于人生的悲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不幸升华了,揭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将被浮华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剧本质敞亮出来。如《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种对“人间”悲剧性本质的审视和叩问,已经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对于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与宋徽宗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层次上显然是有大小之异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里说:
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
李煜后期词中所写,就是“人类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当此。
值得提出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也多对“人间”悲剧的审视和叩问,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煜是同情的。也正是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王国维才能对李煜词的精神内涵具有超越一般人的体会。
这里需要谈谈前代论者对于李煜、赵佶词的认识。清代如贺裳《皱水轩词筌》、徐《词苑丛谈》等常将李后主和宋徽宗相提并论,但一般还是从传统的“亡国之音哀以思”角度来作解释的,李清照《词论》谈及李煜词就说:“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另一种评论是责备帝王爱好小词,荒淫误国。据说宋兵围城时李煜还在作长短句,上囚车前竟然作词曰: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惯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苏轼就叱责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苏轼的责备是有道理的,身为帝王,就应该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着想,不能沉湎于咿咿呀呀,毫无作为。陈叔宝、隋炀帝,又多了一个李后主,文采风流,可苦了百姓!但是,王国维不这么认为。1906年的《教育小言》里,他说: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文学家所志者,真理也,是天下万世的真理,是人类永恒的福祉,“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从这种审美超功利文学观出发,王国维宽容了李煜作为一国之君的罪愆,而推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评价态度,此前有沈谦,他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填词杂说》)其后有张伯驹。张氏《丛碧词话》说:
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
发布时间：2023-05-16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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