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校】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
        
        “我瞻四方”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原诗一节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朱熹《诗集传》解释说:“言驾四牡,而四牡项领,可以骋矣;而视四方,则皆昏乱,蹙蹙然无可往之所,亦将何所骋哉?”意谓虽有车马,但无处可驰骋。王国维《文学小言》说《节南山》之四句,“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晏殊《鹊踏枝》“昨夜西风”三句,虽然极目远眺,但天地茫茫,意中人在何处呢?都是表达一种茫然的失意情怀,故而王国维说是“诗人之忧生也”。
        “终日驰车走”二句,为陶渊明的《饮酒》诗句,奔波劳顿,却没有方向,没有前途,没有归宿。“百草千花”二句,为冯延巳《鹊踏枝》词句,本谓意中人在外冶游忘归,王国维此处谓飘摇奔波而身无定所。晚清冯煦《阳春集序》论冯延巳词“类劳人思妇,羁臣弃子,郁伊怆恍之所为”,并联系南唐衰微危急的国势赞其“忧生念乱”,这种评价,可能对王国维有一定影响。　　
        “忧生”、“忧世”是中国传统文艺精神的重要内容,“明于忧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诗经》、《楚辞》中就多忧生忧世的篇章,而且两者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曹植》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李善注《文选》论阮籍诗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所谓的“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都是指“忧生”之诗。古代的诗歌往往就是“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钟嵘《诗品序》)之类穷而在下者的“忧生之嗟”。
        而每当内政腐败、外患入侵、国势沉沦之际,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传统士人会高涨起“忧世”意识,胸怀天下,心系民瘼。杜甫“穷年忧黎元”,白居易“唯歌生民病”,李商隐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无不蕴涵着深沉的忧患精神。特别是在宋季、晚明、清末民族矛盾尖锐、外强大肆凌轹的厄运危时,“忧世”意识尤其强烈,往往会出现感天动地的大文章。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中说:“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王国维在这里论及诗词中表现出来的忧生忧世主旨,在传统文艺精神的土壤中是有根基的。
        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到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后思想中存在的忧郁的思想情怀和悲观主义哲学观。王国维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他在《三十自序》中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在常人朝气蓬勃、踌躇满志的青年时期,王国维已经满心忧郁地思考人生问题。而且他之所以接受叔本华哲学美学文艺思想,就是以为叔氏哲学回答了他对人生的叩问。他的美学文艺思想,其实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论基础上的,可称之为人生论文艺美学。《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说:“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红楼梦评论》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凭)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王国维认为诗歌是用“直观”“顿悟”的方式解释“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给予人以精神上之慰藉,甚至可以说是“上流社会之宗教”(《去毒篇》)。王国维的诗词中,就充满着对于人生问题的艺术思考,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如《尘劳》:“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虞美人》:“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等,特别是从最后一例可以看出,他的“忧生之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叹老嗟卑,达到本质性直观的层面,这无疑得益于叔本华哲学。
        王国维所生活的晚清时势中,满清帝国大厦在内忧外患中逐渐衰朽坍塌。在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任何一个文化人都不可能逍遥世外,对社会世事漠不关心。王国维也决非是苦难时代的一个逍遥者。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他说:“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这两句也可以拿来形容王国维的世界观。王国维是抱有深沉的忧世情怀的,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里,他说:
        
        尝譬之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
        
        实际上,后期的王国维就是以这“一二人”自期自励的。纵观王国维的一生的情怀,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偏重的是“忧生”,是对人生问题的追寻;后期偏重的是“忧世”,当然他不能力挽狂澜,而是试图以学术持存国脉,持存华夏文化的脉运。且有时“忧世”情怀甚至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诗词中,如《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云:
        人事日萎溃,蒿目无乃创。
        平生忧世泪,定溢瑶池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