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校】
        “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手稿本原作“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作者自行删改。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
        
        苏轼开创豪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至南宋特殊的环境中,辛弃疾侠气生风,肝胆怒张,进一步发展了豪放词风,为宋代及后世词史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的确具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轼词)的振奋精神的意义。
        苏轼的生命精神,具有孟子的浩然贞刚、庄子的飘逸逍遥和禅宗的机趣明彻,忘生死,泯是非,表现出超然放达、雄健劲拔的生命情调,呈现于词风,即王国维所谓的“旷”。胸无滞碍,笔下自然能达。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等等,无不超拔旷达。刘熙载《词概》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这就是“旷”。
        辛弃疾在危难的时势中,满腔报国热血,无处喷洒,激为词中的豪侠之气,如“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等等,无不是虎虎生风、豪气满纸的英雄本色。刘熙载《词概》论辛弃疾说:“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辛词是他的“不平之鸣”,王国维以一“豪”字概括之。
        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后世不乏效颦者。据沈义父《乐府指迷》,当时有不晓音律者,借苏轼辛弃疾为托辞,“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这是故作豪放的赝品。正如俞彦《爰园词话》所说,对于苏辛之词风,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反唇相讥和捧心效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词中苏、辛,似诗中李白,纵横驰骤,无规矩可学。苏辛词风,是根源于他们的人格精神的,是出于至情至性。黄梨庄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萃编》卷五引)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说:“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卷九)正是因为有人格根基,所以是不可模拟,不可重复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抚,适形粗鄙。”王国维也说,无苏、辛二人的胸襟而徒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捧心也。
        王国维论文学,强调“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对于袭貌遗情的“模仿的文学”是深恶痛绝的,故而能有此则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