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校】
        手稿本,此则作:“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则词之乡愿而已。”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作:“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若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词,则乡愿而已。”“中麓”作“西麓”。南宋词人陈允平号“西麓”,故可从。
        
        这一则是借用孔子的人品论来品评宋词人,王国维特别贬抑所不喜爱的南宋诸家。
        《论语·子路》:“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中道之人,王国维心目中的词坛“中行”是谁呢?虽然这里没有说,但联系前后相关论述来看,主要是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等五代北宋词人。将苏轼、辛弃疾品评为词中之“狂”,尚未得“中道”,显然认为苏辛二人不足为词坛正宗,这还是受到传统词学视苏辛词为“变调”的影响。“狂者进取”,苏辛二人词不同流俗,本于性情,自出胸臆,别具一格,正是“狂”者品格。姜夔词不作浮华富贵语,不写淫靡卑俗事,清空雅正,如“藐姑冰雪”,算得上是“有所不为”的“狷”士。
        吴文英(号梦窗)、史达祖(号梅溪)、张炎(号玉田)、周密(号草窗)、陈允平(号西麓)等南宋词人,王国维说,虽然面目不同,但是“同归于乡愿而已”。所谓“乡愿”,《论语·阳货》:“子曰: 乡原,德之贼也。”原,同“愿”。朱熹《论语集注》说:“乡愿,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王国维这里就取“同流合污以媚于世”的意思,品评吴文英、史达祖等南宋词人品格之卑下,乃至词品也不高。
        王国维论文艺非常重视人品,除了我们前面引述他对高尚伟大人品的称赏外,对于卑污庸俗的人品,他也多次予以唾弃。在《乐庵写书图序》中他说:
        
        且今之世,又不能与昔比,苕华其黄,瞻乌靡止,世之号为才智者,皆颛颛焉为朝夕之计,苟可以博一眴之高名厚利者,虽祸其身,若其子孙,若天下后世,而无所顾藉。其谨愿者,则率为原伯之苟、赵孟之偷,其于身家之利害犹如此,况于身外之物、不急之务,其肯摩岁月、敝精神以为之也哉?
        
        《待时轩仿古珍印谱序》中,王国维又说:
        
        一艺之微,风俗之盛衰见焉。今之攻艺术者,其心偷,其力弱,其气虚㤭而不定,其为人也多,而其自为也少。
        
        这里所谓的愚蠢地为朝夕之计、一时名利而蝇营狗苟,对于身家性命乃至天下后世毫无顾忌,心偷力弱,无定志、无定见,无是非,都是乡愿的特征。王国维批评南宋诸词人为“乡愿”,也就是说他们的词,没有主体精神人格作基础,没有词人心灵生气的灌注,而仅仅于外在辞藻、典故、音律方面追求奇巧,故而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说:“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唯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值得与这一则联系起来看。诗词要植根于主体的人格精神、胸襟怀抱。“不求诸气体,而唯文字之是务”,就是无定见、无是非的“乡愿”。
        清人学南宋,一般是就词体技巧的精湛、风格的雅正而言的,很少触及到人格。虽然也有人认识到南宋词的弊端,如宋尚木就说过:“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但敝在何处?各家认识不同。在王国维看来,这个“敝”,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格精神的缺失、主体精气的疲弱。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
        
        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
        
        意思是说,北宋词或许音律不修,不够调正腔圆,但都是“士大夫之词”,具有文人的生命精神;南宋词在音律上锻造精工,但是文士的主体精神衰敝了。词体日益精工,而精神却日益沦落。周济此论对王国维或许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人品来论定词品,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南宋词人,正如王国维所说“面目不同”,各有特色,衰乱危亡的时代在他们的词中也烙下了印迹,他们在词体的艺术探索上尽管各有其弊,也各有其得,并且对于清代词学理论和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像王国维这样一概否定,不是客观中正的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