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校】
        手稿本,此则作:“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原作“写景言情”,作者自行删改)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原作“中调”,作者自行删改)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原有“长调之视小令,亦犹诗中七古之视五古及绝句也”,作者自行删去。
        
        王国维将词调与近体诗相比并,近体诗依次分三等,即绝句、律诗、排律;词调也分三等,即小令、长调、百字长调,它们之间一一相对。近体诗以绝句最尊,词中小令如绝句,最为尊贵。王国维的这种褒贬态度,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解释:
        首先,绝句,一般认为其起源早于律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和古诗,如《玉台新咏》中就有五言四句诗四首,并题名为“古绝句”。因此,从产生时间上来说,绝句最早,律诗次之,排律最后;同样,小令最早,长调次之,百字长调最后。王国维持“始盛终衰”的文学史观,从这种观念出发,自然会尊绝句和小令。
        其次,王国维论文学侧重于文学的抒情性特征,对于形式技法、音律格调相对来说较少重视,特别是他的尚真情、尚自然文学观排斥各种形式框套的束缚,而近体诗中绝句、律诗、排律三者相较,绝句较为灵活自由,律诗具有较为严格的对偶和声律规则的束缚,排律更是如此,“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词对于音律的讲究更为严格,小令和长调相比,小令的束缚性小,而长调的格套限制要严厉得多。因此王国维尊绝句和小令从他的尚真情自然的文学观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联系王国维的两百余首词作来看,小令占绝对多数。在《人间词话未刊稿》中,他说,“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即使偶尔游戏作了若干首长调,“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近人评价王国维的小令“颇有能跳出圈子语”。他颇为自负的是小令词创作上的成功。从这种个人偏好出发,故有尊小令、贬长调之论。
        回到传统词论中看,以小令和绝句相比,是较为普遍的看法。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顾璟芳云:
        
        词之小令,犹诗之绝句,字句虽少,音节虽短,而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
        
        但很少有人将长调与律诗比并,一般是把长调与歌行相比较。如毛先舒说:“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陆蓥《问花楼词话》:“诗有绝句,词有小令,二者视之若易,为之甚难。……词有长调,犹诗有歌行。” 长调宜操纵自如、神行气完,与歌行之流荡朗畅、一气旋转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而王国维将之比作律诗,实际上是贬斥时人长调作品之板滞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