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王国维研究中国文学史想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为什么会衰落而被词占去了上风?词又为什么至南宋以后也会步诗歌后尘,光彩消退,被戏曲代替了地位?而戏曲进入清代以后,为什么也不值得一提了(按王国维在对清代戏曲的评价上前后观点有变化,参见对“未刊稿”第八条的分析),反而是小说《红楼梦》凌世独立?将他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摆在一起,就不难发现作者这些思考清晰地贯穿于这三部著作中。这些固然也是前人尤其是梁启超等近代文学批评家思考过的问题,王国维在前人基础上继续予以深思,并自觉地将西方的文学观念融合进来,使问题和思考皆有所深化,从而又影响了之后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他在《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五四条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所以他从整体上认为,每一种文体的创作必然都是后不如前,而普遍意义上的文学则通过文体的代变,获得新元气,可能会不断提高和发展。这是他对文体和文学两者变化、发展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看法。然而,导致一种文体“始盛终衰”的“习套”具体又是些什么?王国维《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五七条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显而易见,“美刺”、“投赠”、“隶事”、“粉饰”,这些都是他所谓的“习套”,正是这些东西扼杀了健康的创作生命,使文学沿着斜坡往下滑落。他在本条又提出了一种意见: 将诗歌和词当作“羔雁”,用于应酬,不用于抒情,不用于表意,诗便堕落了,词随之也堕落了。这说明,“羔雁”也是腐败文学创作的一种“习套”。“羔雁”是小羊和雁,古人晋谒时馈赠的礼物,这里用来比喻将诗词当作社交应酬和奉承献谀的工具,这是王国维十分反感的文学堕落现象,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文学升降的一个“关键”问题,一切正派的文学家都应该加以拒绝。
        “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数语,《文学小言》第十三则同样的内容之后,作者另有说明:“除稼轩一人外。”强调辛弃疾词抒情写意,有活泼的生命,是南宋词的例外,不属“羔雁”之类。王国维对辛弃疾词评价很高,称他为豪词,有“雅量高致”,能“神悟”(见《人间词话》“初刊稿”第四四条、第四五条、第四七条),并引《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原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原作“却”)在,灯火阑珊处”句,形容“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之“第三境”,即最高境界,他对辛弃疾的尊敬由此可见。“未刊稿”中没有“除稼轩一人外”句,不等于说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评价改变了。至于中唐以后的诗歌、南宋以后的词,究竟有没有价值;欧阳修、秦观诗歌的成绩(尤其是欧阳修),是否远不如他们自己的词,这些问题自然应该继续研究,得出合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王国维的观点仅是他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