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王国维引述的古诗,出自南朝《子夜歌》,全诗四句:“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这是一首女子相思的歌曲,诗中的女子在日暮时,凭倚门窗,为情所苦,她心里只萦旋对情人的殷殷思念。是啊,谁能有牵挂而不深深相忆?“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这几句话,将历来激发吟咏诗歌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了总结,所以,人间大半优秀的诗歌是倾诉心中哀乐,尤其是递传“愁苦之言”的。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也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王国维对前人诗歌创作缘于“不平”之说,是完全认可的,他这条词话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对韩愈所论的复述。不过,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诸说,是指诗歌、文章和学术著作,没有谈及词,王国维则是用“不平说”来解释诗歌和词的创作。当然,韩愈、欧阳修未谈及词不等于不包括词,所以很难说这是王国维对“不平说”的发展。不过,王国维将诗歌和词放在一起,都用“不平”来解释其共同的创作心理原因,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朱彝尊《紫云词序》说:“昌黎子曰: ‘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他这样看待诗词的不同表达功能,明显带有传统的“诗庄词媚”痕迹,与他自己曾经肯定过词“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陈纬云红盐词序》),“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解珮令·自题词集》),也有很大差距。王国维对朱彝尊和浙西词派多有批评,他在这条词话中,强调填词与写诗一样,都是因为心有不平才形之于言,在“愁苦之言”和“欢愉之词”之间,大力肯定前者的价值,这恰是对朱彝尊“词则宜于宴嬉逸乐”反唇相讥。所以王国维在词话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隐含的批评对象却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