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读王国维这条论述有关长调的词话,应当联系他在《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五九条对词的体制的基本看法,所以先略作介绍。他在那条词话,首先说近体诗中,绝句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因为排律“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接着他将词的体制与诗歌作了比拟,说:“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他论词推崇李煜,扬唐五代北宋,贬南宋以降,他自己填词多为小令,都与他对词体的这种认识相一致。不过,一个批评家也应当摆脱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执著和迷恋,去无私地关怀众多的文学体制、风格、流派,肯定各种不同的写作手法,容纳异己的色彩。王国维词学批评有时显得比较偏颇,与他过于偏倚自己的填词经验有一定关系,如他对小令与长调的取舍即与他填词偏好有关。词的体制由小令渐次而至长调(早期民间词短篇居多,但是也有长篇,数量相对较少),对于这一变化,王国维的说法是一家之言,多数词论家则将这看作是词体的发展和进步,对此持肯定的态度。
        王国维总体上是褒小令,贬长调,但又并非一概排斥长调词人及其作品,在本条词话中,他给擅长写长调的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以及他们的长调代表作,如周邦彦《浪淘沙慢》、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苏轼《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都打了高分。此外,他对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等长调也作了充分肯定(分别见《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三七条、第三八条、第四七条,“未刊稿”第十八条)。王国维在本条评语中,特为指出,周邦彦《浪淘沙慢》具有启开北曲“先声”之重要意义,柳永《八声甘州》、苏轼《水调歌头》“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自己所断言的长调“近于排律”,“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的适应范围。
        词话中提到的《八声甘州》、《水调歌头》二词,已经广为读者知晓,不用再多谈。想说一说周邦彦的二首《浪淘沙慢》。《浪淘沙》原来是小令,后人给予改造,便成了长调慢词《浪淘沙慢》。周邦彦这二首词写得都很优秀,万树称赞“为千古绝调”(《词律》)。第一首:“昼阴重,露凋岸草,雾隐重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　　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周邦彦充分利用长调宽裕的体制特点,淋漓表达自己丰富的感情波澜起伏。上阕写离别,由近而远,下阕写思念,由“望”转“恨”。词人极善组织结构,尽显驾驭长篇的才能,使叙述、抒情、状景,历历分明,又高度协调,将离别人心头的苦楚滴滴写出,酣畅宛转。第二首“万叶战,秋声露结,雁度砂碛”。结构仿佛第一首,宏整有序。这里就不再引录,也不再分析了。金元诸宫调和杂剧套曲作者,在叙述、抒情和铺排物色方面,与此词仿佛相似,而更加酣畅,将二词与《西厢记》写长亭送别稍作对照,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叙述在渲染、排比,以及语言流转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艺术特点。王国维以为周邦彦此词“已开北曲之先声”,这种阅读经验是很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