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

        此条论北宋词与南宋词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王国维的主旨、目的是肯定五代北宋词的崇高地位,引导词风朝自然、真率的方面发展,批判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尊南宋词,以姜夔、张炎为归的词学宗趣。
        关于北宋与南宋词高低优劣之争,在明代就发生了,然在当时词学整体不兴旺的背景之下,大家对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兴趣不大。至晚明,词学渐呈开展之势,尤其是陈子龙及云间派,词再度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形式,而对之投入相当充分的热情,他们主要写小令,在词学宗趣上也向往五代词,后来又逐渐扩大到北宋词,对于北宋词的肯定,主要也是限于短章小令。王国维称“明季诸公”论词有“卓识”,主要就是指陈子龙及云间派。
        然而,清初词学呈全面复兴时,对南宋词的重新评价开始受到人们重视,最明显反映这一变化的是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朱彝尊在《词综发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浙西派并非不重视北宋词,而是强调,更应该看到南宋词人的发展。所以他们论词,主张小令学五代北宋,慢词学南宋,由于他们提倡“醇雅”(汪森《词宗序》),以姜夔、张炎为宗,所以浙西派实际上产生的影响是在高扬南宋词这一方面。王国维说,自从朱彝尊提出尊南宋词,“后此词人,群奉其说”,这一概括符合实际的情况。当然,朱彝尊这样的词史观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信仰,对北宋词有好评,或不同意对南北宋词强为优劣,类似这样的批评意见也不绝如缕。王国维在评语中列举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潘德舆《与叶生名沣书》、刘熙载《词曲概》的说法,是不同意朱彝尊观点的人一部分意见,有一定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到,清人对南北宋词的比较和评价,也是各种各样。王国维本人崇尚五代北宋词,贬抑南宋词,是前有所承的,也可以说是对这种意见的集大成,但是,他又对此做出了更加断然的论述,意见更加尖锐,对南宋词及推崇者来说带有更大的挑战性,所以他又是这一派中最激烈的一位词论家。
        对南北宋词高下优劣之争,实质是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之争,而文学史观念又是文学观念的反映。王国维对每一种文体的变化抱这样一种认识,“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所谓“习套”,是指文学脱离了自然的、表情的道路,陷进了矫饰的、虚浮的泥沼。所以他又说:“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初刊稿”第五四条,引文据手稿本)他对于词从五代北宋至南宋的延续,也是这样看的,结论是由盛而衰。所以对南北宋词的不同评价,是王国维文学史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单纯地比较某个词人、某篇作品的优劣,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有进化论的色彩,这与五四前后新兴的文学观念相吻合,《人间词话》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宋词与南宋词的差别,显而易见者,一多为短篇小令,一多为慢词长调。应该肯定,词的篇制由短小到长大,由简单到繁复,是词体极其重要的进步,词如果没有这一变化,依然停止在短篇的阶段,它就不可能容纳广阔的社会和精神的内容。因为篇制变长了,天地宽绰,开阖自如,写作技巧和手段也就更加丰富。这与短篇小令表达、描写直率,情趣真朴的特点不同,尽管如此,长调的体制优势却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这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