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古代发明纸以前,人们在竹简上写作,“集札成文”(王充《论衡·超奇》),故言简义富,每多警句,而文章往往骤起骤结,不刻意布局。随着工具进步,书写转为方便,尺幅也渐见宽大,文人写作便更多讲究修饰技巧和谋篇艺术,同时,又延续着古人注重警句的写作习惯,喜欢在文章中插入警策的词语,作为一句或一篇之“眼”,《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就是指这种情况。诗歌方面,汉人五言诗浑然天成,难以句摘,《古诗十九首》等无不如此。魏以后诗歌人工作用痕迹渐多,南朝诗人更加在意营构佳句,近体诗产生,似乎又回到了先古将文章写在短札上的时代,诗人对于妙言警句趋之若鹜。词是一种音乐性文学,满足音乐的要求,便于歌唱,是最需要考虑的。填词中“篇”的问题不是由词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词的音乐单位,所以词人开始对“篇”的问题考虑不多,主要考虑“句”的问题,而当考虑“句”的问题时,词与近体诗情况相似,词人自然会沿袭近体诗人注重炼句的习惯,故早期填词,往往句胜于篇。以后,慢词长调逐渐发达,词人越来越喜欢用篇幅较长的词牌填词,而且,知道词的乐谱的人越来越少,这种乐谱本身后来也消失了,词人填词转为模仿前人的平仄格式,词的平仄谱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此时,词人对于“篇”的考虑也多了。词的发展,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从重“句”到重“篇”的变化。当然,这不可能一概而论,事实上,无论是唐五代词人,还是南宋词人,重“句”的时代不可能不兼顾“篇”,重“篇”的时代也不可能不兼顾“句”。
        王国维说,唐五代词有句无篇,南宋名家词有篇无句,唯有李煜晚期的作品和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词,才有篇有句。显然他认为理想的词,应该像李煜等人那样篇句皆善,不生偏颇。他这是从“句”与“篇”的角度,对唐五代词、北宋词(对于李煜,王国维强调他“降宋后”的作品,辛弃疾则被他认为是脱南归北的词人,处处引为特例)、南宋词三者,进行比较,为之抑扬,这有助于具体理解他的词史观。他以“境界”论词,认为有境界“自有名句”(“初刊稿”第一条)。他有时又讲“气象”,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初刊稿”第十条,引文据手稿本)“‘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初刊稿”第三十条)这又是以“气象”为判断“有句”的依据。王国维很重视词中的佳句,《人间词话》引录前人佳句作为褒扬,或者摘出拙句予以讥贬,书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这虽是词话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是《人间词话》这类情况非常突出,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句”的重视。他说“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究竟是指什么?从他对南宋词屡作批评看,他对这些“名家”的作品很不满意,当然也就不可能肯定其“篇”是出色的。所以,他在这里说的南宋词有篇,大概只是指这些作品篇制较长,而且篇章完整,模样不简单。或者也可能“有篇而无句”一语,类似于所谓偏义复词,“有篇”只是虚为一语,“无句”才是作者批评的真义之所在。他希望词人既能够写出美不胜收的句子,又能使通篇境界高远,充满感动的力量,他的批评意图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