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手稿中,本条词话接在“初刊稿”第四四条后。该条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手稿“无二人”下面的文字,原先作“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作者可能因为接着专门写了一条评姜夔词“旷在貌”的话,就对这条词话有关姜夔的内容作了删改。不过,这句被删去的“白石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可以帮助读者具体理解他对姜夔词的批评。
        他在这条词话,将苏轼与姜夔作比较,扬苏抑姜,主要表示对姜夔“清空”词很不满意。
        苏轼以诗为词,辟豪放一境,他为了写出自己的真意趣、真豪情,往往不为词的音律所限,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晁补之《词评》,《复斋漫录》引),“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东坡之旷在神”的意思。姜夔填词也善摄诗歌意蕴,以诗法为词法,所作以“清空”为显著特点。张炎《词源》卷下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略)此……清空之说。”“清空”是一种超然的情态,也是一种疏闲的笔致,虽然与苏轼宽广深厚的旷达相比,姜夔的“清空”显得幽淡细寂,可是,二者在不受庸凡的尘俗羁束、行文疏朗方面,有其相似之处。所以张炎《词源》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冰肌玉骨”)与姜夔《暗香》、《疏影》相提并论,评它们“清空中有意趣”(卷下)。王国维肯定苏轼和姜夔的词都有“旷”的特点,与张炎的这一论述有直接联系。然而他更指出,苏词“旷在神”,姜词“旷在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条词话的重点又在于向张炎的论述表示异议,其用意最终落实到对姜夔词的批评。姜夔填词重视“清空”的风致,同时他又大力提倡雅词,强调按腔随律,对音律有严格的要求。填词过于突出雅言和音律因素,其结果难免收敛声情,未能尽畅地吐露心绪,使“清空”带上明显的人工安排的痕迹。姜夔词不如苏轼喜愠真率、姿态横生,与这有关。王国维批评姜夔词虽然疏旷,可是徒有其貌,未具其神,主要正是着眼于此。他用王衍的故事形容姜夔词“旷”在貌不在神。《世说新语·规箴》载: 王衍雅尚玄远,口未尝言钱字,妻子想试试他,故意让人将钱绕床散在地上,使他无法行走。王衍早上醒来后惊喊:“快把阿堵物取走!”“阿堵”是六朝人口语,意犹这,“阿堵物”指钱。然而王衍又是善于谋算的人,史称他曾营三窟,以为躲祸避难之计。王国维以为,王衍只是一个伪君子,姜夔词貌似“清空”,其实矫饰,恰如王衍表里不一,“所以可鄙”。对于词的“神、貌”关系,王国维尤其重视“神”,他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初刊稿”第三二条)他认为苏轼“旷在神”,姜夔“旷在貌”,由此显出二人高低。这意见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在批评中,又不免夸大了姜夔词的缺点,得出的否定性结论也嫌过甚其词。其实,姜夔词之所以形成清空、疏旷的特点,正是以词人精神超卓拔俗为根本的,所以,可以说姜夔词与苏轼词相比,具有不同的清旷之“神”,而不能说徒有清旷之“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