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1]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咈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2]”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頳曰:[3]“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箧,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鐍锁封识皆如故,[4]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箧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注释】 [1]援例报捐:援例,按照国家所定的章程;报捐,向封建政府捐献钱财,先买个科举名目作为出身,然后由政府委任官职[2]咈然:乖戾,违逆的样子。[3]頳(cheng称):赤色。 [4]鐍(jue决):箱子上加锁的铰钮。封识(zhi志):封条。
        【译文】 有一位山西商人,来到都城北京,住在一家名叫“信成”的客店里,衣着华丽,连他的随从和车马都打扮得十分漂亮,自称是来京捐献一笔钱买个官做的。一天,有个穷苦的老人来到客店门前,要求拜见这位山西商人,商人的仆从们拒绝通报,不让相见。老人无奈,只好在门口等待。终于见到了西商。见面后,西商无精打采,一声不吭,杯子里的茶都凉了,连一句客套话还没说。老人迟疑了半晌,慢条斯理地表明来意——请求帮助。西商马上一脸的不高兴,很不耐烦地说:“现在,我连捐官所需的钱款还未凑满,难道还有余钱帮助你?”老人心里不平,因而当着许多人的面,把一段往事源源本本地讲出来。老人说,从前,西商本是个很穷的人,一家老小,缺吃少穿,经常等待我借钱给他买米下锅,十多年如一日,每求必应:最后一次,又送给他百金之数作资本,去经商做买卖。他就是靠这笔钱做生意,才渐渐地发了财,成了今天这样富有的人。如今我被罢了官,流落到京,听说他也来了,我满心欢喜,以为有救了。我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如果能得到从前我资助他经商作资本的那笔百金之数,帮我还清欠债,让我这把老骨头重返故乡,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完,老人仍不停地低声哭泣。西商却无动于衷,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突然,住在同一客店里的一位江西人,自称姓杨,向西商拱手施礼问道:“这位老人说的全是真话吗?”西商满脸通红回答:“事情确实是有的。只因我力不从心,未能报答,而深感遗憾罢了。”姓杨的说:“你老兄快要做官了,不愁没有地方借钱。倘若有人愿意借给你百金,一年内归还,不收一分利息,老兄愿将这百金全数用来还报老人吗?”西商勉强答应道:“非常愿意。”姓杨的说:“老兄只管写张字据,百金之款包在我身上。”西商在公众舆论的逼迫之下,不得已写了字据。姓杨的接过字据,打开箱子,取出百金给西商。西商很不高兴地接过百金并把他交给老人。之后,姓杨的办了一桌酒菜,宴请老人和西商。老人开怀畅饮,十分高兴;西商闷闷不乐,勉强喝完了一杯酒。老人先告辞而去,姓杨的过几天也离开了客店,从此以后,就没再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后来,西商在打点行装时,发现箱子里的钱少了百金,而箱子的锁和封条依然好好的,不像被人动过,又不好向别人查问。再仔细检查,又发现狐皮长袍少了一条袖子。箱子里还放着一张当票,当价二千,和姓杨的请客所需费用,大致相符。至此,西商才知道姓杨的原是一位道术很高的侠义之士,存心用这种办法来戏弄人。同客店的旅客都暗自高兴。西商满心羞愧,神情沮丧,随后也离开了客店,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总案】 小说写了三个人,西商、贫叟和姓杨的术士。西商是主要人物。作者用了比较多的笔墨,从外表装束,到语言情态、心理活动,作了多方面的表现,从而把他重利轻义、悭吝无情的形象,暴露于读者眼前,并加以戏弄嘲讽。贫叟是个对应人物。他与西商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彼此对照,互相映衬。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西商重利忘义,最后受到惩罚——偿债、请酒、被嘲弄;相反,贫叟曾输财行义,救人于危困,所以他最后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这是作者“因果报应”思想的反映。这种迷信思想,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是较为普遍的。二是作者像许多封建文人一样,对中国的商人抱有一种历史的偏见。认为商人寡情少义,唯利是图,还往往把他们与“奸”、“恶”相联系,这是极不公正的。其实,先秦以前,史籍中的商人形象都是比较高大的,如鲍叔和管仲,起先他们是做生意的,后来作了齐国“相”,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郑国的大牛贩子弦高,是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越国功臣范蠡,弃官以后,经商致富,家累万金。他们一直为后代所敬重。秦汉以后,历朝统治者都把“重农抑末”定为基本国策。“末”,就是商。从此商业发展受到压制,商人地位和声誉每况愈下。到了明清,甚至连妓女也都瞧不起商人了。小说中的西商,就是这种陈腐观点的产物。设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商人和商业,那末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能够发展、繁荣、强盛起来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这与传统的轻商思想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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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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