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
《尚书》篇名。旧传周公所作。今人多认为是史官记录的周公重要讲话。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书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西周》说：“武王克殷后两年而卒，嗣子诵继位是为成王。因成王年幼，由王叔周公旦摄政当国，管蔡两叔怀疑周公之行动，心怀不平，一面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一面煽动武庚叛乱，企图藉殷商之残力，予周公以打击。两年前武王之伐纣，仅将殷都占领，不但东方徐奄(今山东曲阜县东)等殷夷之地，周人尚未到达，即殷畿内亦依然存有殷商甚大之势力。故武庚一经管蔡煽动，即公然倡乱。淮夷徐奄亦闻风而起，一时如火燎原，叛乱范围竟遍及河南殷畿及东方齐鲁徐淮等地，使周之王业陷于动摇不安之局。周公见叛乱扩大，情势严重，深感‘邦之安危，惟兹东土’，乃决定亲率大军东征，一面作《大诰》申以诛叛之义，诏告天下，呼吁各地诸侯兴兵讨逆。据史载周公东征三年(成王一至三年，公元前一一一五至一一一三年)始将叛乱扑灭。”此篇所记载的全是周公的谈话。应作于周公东征之初，他分析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武王之死、群弟见疑以及武庚叛乱、图谋复辟的严重困难，提出了采取军事行动、武力平叛以解决困难的方法;并对阻挠东征的反对派们不惮词费，反复说明武力镇压叛乱者的必要性，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深谋远虑、不畏艰难、锐身以往的豪迈气概。文章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善于运用通俗、形象的比喻说明道理，如把当时处境困难，比为“若涉渊水”;用农民种庄稼必铲除杂草，来说明武力平叛、除恶务尽的道理，无不生动恰切，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