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瞒兵败走华容^①,正与关公狭路逢。
        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②。

        【释词】
        ①曹瞒:即曹操,小名阿瞒。华容:县名,西汉置。在今湖北潜江西南四十公里。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赤壁战败北归,敢道于此。
        ②走:使动用法,使……逃走。蛟龙,比喻曹操。
        
        【赏析】
        关羽奉命守候华容道,大败而逃的曹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程昱对曹操说: “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曹操只得纵马上前,向关羽求情: “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关羽说: “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 曹操又说: “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 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关羽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能不动心? 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放走了曹操。这首小诗便是对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概括。
        这首小诗一目了然,字面上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特色,值得一书,它只是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这一情节的概括。小说家在这里设置一首诗歌,从对曹操贬称曹瞒,对关羽尊为关公,便知其可能是因为关羽这一义举,已成为千百年的口碑,为人传颂,故以诗赞之。
        传为口碑的东西,看似人人不以为然,其实这里面蕴涵的文化现象很难做出解释。“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关羽这一义举便是一例。诸葛亮借得东风,回到夏口,调遣将士围剿曹操败军,惟一不启用关羽。关羽 “耐不住,乃高声曰: ‘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 孔明笑曰: ‘云长勿怪! 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怎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 于是诸葛亮点明“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曹兵败,必走华容道; 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关羽听罢,一边申述 “今日撞见,岂肯放过” 之由,一边立下军令状。可见,此事前已料到,也已讲明,何况具结了军令状,做出了保证。但当曹操来到华容道,先以报恩之义打动关羽的恻隐之心,接着曹操机智地引用 《春秋》庾公之斯的故事,攻其最讲《春秋》之义的性格特点,解除了关羽以公废私的精神警戒线。关羽的心理何尝没有激烈的冲突,小说家用了一连串的外部动作做了刻画,先是“动心”、“不忍”; 待曹操乘势冲过,他又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关羽又是“不忍”、“犹豫”; 当 “张辽骤马而至”,关羽又 “动故旧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羽深知自己的罪责,回军请死。小说家非但这里不置一言谴责之词,反倒大加赞美: “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今千秋仰义名。”
        小说家赞美的 “义”,正表现了伦理道德与法律精神的矛盾。关羽处于其中,实在是二难选择,只好以自己的请死,来调和义气与军法的一致。问题并不在关羽如何办?而在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二难选择?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特点: “为国以礼”,“为政以法”。中国的法始终是宗法伦理的附庸。首先人治大于法治。法律公平的原则,总是与良心、感情混淆。诸葛亮这位以法治国、以法治军严明的封建政治家以军令状在此,喝叱武士将关羽推出斩之,刘备马上出面,以 “三人结义”、“誓同生死” 为由,请情告免。其次,伦理观念与法律精神相悖,什么等级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皇权至上,男尊女卑观念等等,都深深地影响法治,甚至使法扭曲变形。第三,伦理标准善恶代替法律标准。同是杀人越货,如果是穷人杀了富人,那么就是杀富济贫,就是大侠; 倘若杀了平民百姓,那么就是强盗。而没有什么“合法”或“非法”的严格界限。由此可知,关羽义释曹操之所以传为口碑,受人赞扬,是因为这种义,深植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土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