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 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取得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在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同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其结果,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危害。5月9日,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表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9月20日,党中央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认为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指示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并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等冒险主张。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出现在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低估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战略指导上,不注重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盲目地实行进攻战略。
9月下旬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多次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12月4日,临时中央给红军的训令指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6日,临时中央指令中央红军“首取赣州,迫吉安”,向北发展。不仅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总方针,而且下达了夺取中心城市的预先号令。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发展了上述错误。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决议认定“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这就把革命的胜利放到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基点上,完全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自从这个包含着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就加紧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地红军领导人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最后,用他们的一套所谓“正规原则”,代替了正确原则。
王明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在战争实践中经历了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三个阶段。由于各革命根据地的战争进程不同,各阶段的起止时间、表现形式等也不尽一致。军事冒险主义阶段,大体上从临时中央1月9日决议发布起到1933年11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结束为止,约两年时间。这个阶段突出表现为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其开始一段时间,要求当时装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的红军,冒险攻打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但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攻克后无力固守,特别是由于敌人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到1932年秋,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实际上停止了。从1932年秋后到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主要表现为“先发制人”,即以红军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于其“围剿”开始之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企图以红军的进攻根本打破敌人的“围剿”是不可能的。当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王明军事战略表现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企图同敌人在根据地外决战。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这个阶段还提出并实行过“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在连连碰壁之后,从1933年11月开始,又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既不敢实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企图以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去赢得战争胜利。这个阶段的红军作战。主要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消耗战。先是实行防御中的拼命主义,后又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把军事平均主义推到极点。10个月的单纯防御作战,始终处于被动地位。1934年10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仓忙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各地红军战争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