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 红4军白雀园大“肃反” : 9月13日,陈昌浩接任4军政治委员后,立即坚决地贯彻张国焘“改造”红军的指示,开始进行“肃反”。这次“肃反”是张国焘从宗派主义和个人野心出发,借“肃反”之名,排除异己,打击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以便在党和军队内建立和加强其军阀主义统治的重要步骤。当8月初,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证据并不确凿的所谓“AB团”组织后,(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根据地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张国焘就借此大肆渲染,硬说在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保卫局就按张国焘的意图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敌人为了破坏革命队伍,制造阴谋,陷害红12师师长许继慎。张国焘根本不问事实真相,在后方机关中进一步加紧“肃反”,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多人,逼供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且诬称红4军的南下,是曾中生等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将此事在后方部队中大肆煽动,骗取群众的支持。这样张国焘就把军事行动的争论问题与“反革命”的问题混在一起,为曾中生又扣上一顶“纵容、附和反革命”的帽子,以便打击曾本人和其他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同时陈昌浩在红4军中即开始逮捕所谓“反革命”。9月底,部队移住白雀园地区。张国焘这时亲自前来主持“全力肃清4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4军”的工作,疯狂地捕杀革命干部和战士。仅从9月13日至11月中旬,在白雀园一地,先后被张国焘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4军中、高级干部就有:11师师长周维炯,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园,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34团政委吴荆赤,35团团长王明,36团团长魏孟贤,38团政委任难,以及12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加上大批中下级干部和革命战士,总数在2500人以上,此外,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委分会主席和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紧接着张国焘又把这一罪恶活动向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扩展。在所谓“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等口号的掩盖下,更大规模地,全面地开展了他排斥异己的阴谋活动;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在两条路线(反“左”与反右)的斗争中贯彻肃反”等荒谬论点,继续大批诬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直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开始,这一活动从未停止。其中如徐朋人、王秀松、曹学楷、戴克敏、舒传贤、陈奇、陈定候、王宏学、郑新民、方英、廖炳国等最早参加武装起义并在党和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也先后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罪名而杀害。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这次大“肃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首先,一大批忠于革命的同志被杀害,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和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其次,这一罪恶的“肃反”,又直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更加压制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助长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发展,使党和军队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造成了党内盲目服从的现象。而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领导和个人统治也就进一步建立和加强起来。“肃反”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一般历史政治问题和现行反革命问题相混淆,犯了“唯成份论”和“逼供信”的错误。11月25日,张国焘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除了大肆吹嘘其“肃反”的“胜利”外,又对鄂豫皖区党和红军再次进行污蔑,以此来证明“肃反”的“正确性”,掩盖其阴谋野心。尽管如此,红4军还不断向外出击,先后取得了武庙集、乌龙集、和凤桥、仁和集、草庙集等战斗的胜利。其中10月3日仁和集一役,歼敌12师2个团,缴枪千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