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 小河口会议召开 : 红4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两个月来,部队行踪不定而且离开苏区越走越远,加上一路艰苦行军,连续作战,风餐露宿,补给困难,广大指战员的思想也越来越不安定;此时,张国焘的家长式统治继续发展,党内生活不民主,集体领导成为形式。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多数人讨论,而由他临时决断。以至转移的行动方针,他更是借口军事秘密缄口不言,使得全军上下对部队的去向心中无数。甚至许多高级干部和方面军总部的干部也不明究竟,开始还以为是“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然是指向鄂豫皖苏区。”当部队进入陕境,再无重返根据地迹象时,广大的指战员对张国焘的行动更加疑虑。特别是得知党中央来电批评“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应“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时候,大家更议论纷纷,许多干部指责这种无目的的转移,是“逃跑”、“避战”,“会将红军拖垮”。张国焘面对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和中央的电示,不但无丝毫引咎自责、改弦易辙之意,反而把撤离根据地的原因,完全诿诸于客观情况。声称,鄂豫皖地处长江、淮河和平汉、津浦两路之间,“地区狭窄,非大兵久居之地”等等,甚至抱怨第四次“围剿”所以未打破,是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最低赞助”,各区红军“未有更有力的配合,”中央也“未能供给最低必需”的干部等等。他的这种态度愈益激起指战员的不满和愤慨,迫切要求立即停止转移,开创新的根据地。
1932年12月上旬,方面军到达秦岭南麓的城固县小河口时,一些深切关怀部队安危的高级干部,如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曾任红4军军长的旷继勋,曾任红4军政委的余笃三以及总部的干部刘杞、舒玉璋、朱光、王振华等10多位同志,经过相互交换意见,决定推举曾中生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领导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12月8日,张国焘被迫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对张提出了批评,要求他停止无目的、无止境的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对他的家长式作风也提出了异议,要求他把今后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随时向中央报告。张国焘表面上欢迎大家提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该会是在西征途中成立,入川后成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实际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部队入川形势逐步稳定后,他就将提意见的绝大多数人,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关押、杀害。
由于张国焘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他所处的中央代表的地位, 小河口会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管如此,这次会议在红4方面军的历史上仍有一定的意义:第一,它明确地决定部队不再作无休止的转移,而留在陕南一带开展斗争,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但避免了部队在西进中遭到更多的、不必要的损失,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使全军上下得以重振精神,奋发前进。第二,它使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家长式统治有所收敛,从而暂时维护了内部的团结,尤其是高级干部之间的团结。这对于保持方面军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致,组织全军夺取新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三,对尔后川陕根据地的创建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