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残军,是和平接收京津的遗留问题。1928年6月12日,直鲁残军“约有六七万人”,遵约由天津撤往汉沽至滦县一带,大本营设在唐山裕丰饭店,称直隶军务督办行辕,褚玉璞就驻在这里;王琦任唐山临时警备总司令兼警察厅厅长;许琨任前敌总指挥,“驻在芦台;袁振青驻在开平,于世铭驻在迁安或滦县守备”[1]
        蒋介石对直鲁残军,虽曾于7月15日下达过讨伐令,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负滦河方面军事全责;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负热河方面军事全责;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负责策应左右两路军。但由于平(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北京更名“北平”)奉铁路沿线有英、日等国驻军,张宗昌又得到日本的暗中支持,9月以前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追剿”行动,而主要依靠和促使已于7月1日表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的张学良将其“收束”出关,以避免发生第二个“济案”。8月5日,蒋介石指示陈调元:“山海关内之直鲁残部处分问题,已点编,克日率领出关,故所有军事行动,即时停止。其东征各军,可暂集中原定地点,以待后命。”[2]在蒋介石看来,这样做,对张学良是否真心拥护统一,也是个检验。
        但是,张学良实际并不希望张、褚直鲁残军退往关外。他屡次拒绝张宗昌请升任其为黑龙江省督办的要求,便说明了这一点。张学良深知张、褚直鲁残军只是奉系的外围部队,军纪一向不佳,而且张宗昌又是个桀骜不驯、难于驾驭之徒,令其退到关外,无异于引狼入室,难保不发生肘腋之变。他认为较为理想的办法还是就地和平编遣。
        为此,7月29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表示愿负编遣整理张、褚残军全责,请白暂停东征。白崇禧复电接受张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在五星期内解决问题。随后,张学良“电招【召】张宗昌到奉讨论一切,张旋即派褚玉璞到奉与议,经议决第一期暂将该军号称七万众者,遣散两万,其余五万,内有枪者不过二万”,限于四个月内裁至仅存此二万人为止,并当即发给褚玉璞遣散费现洋25万元[3]。但褚玉璞回到唐山后,并未依议行事,直到8月中旬,白崇禧仍未见到直鲁残军的任何编遣迹象。白随即致电张学良,指出张、褚失信,所部盘踞如故,延未改编,要求张学良履行前次承诺,严加督责。张学良于是再次电召张、褚赴奉磋商编遣办法,张宗昌仍拒不出席,仅褚玉璞一人到奉。参加这次会商的还有先期到达奉天的白崇禧代表何千里。据何后来回忆说,褚玉璞曾私下请他转告白崇禧,“能不能约定各守地界,互不相犯”,何当即意识到这是“要和白划界自守,免去后顾之忧,好向奉方讨价发展”,而拒绝了褚的要求[4]。张学良为了说服张、褚接受编遣,表示“此次裁兵,非只限于直鲁军队,即予三省军队,亦决于近期内裁去四分之三,所余军额只御外人不侵凌,及捍卫省境为度”,并允诺可适当追加部分编遣费。他要求直鲁军“裁编为四师,老弱不驯者,悉行淘汰”。希望褚玉璞、张宗昌“交出兵柄,俾呈请国民政府予以其他名义,以为身体自由之保障”。至于他们的个人花费,表示“奉天可以供给”。最后,张学良会同何千里与褚玉璞议定:褚部直军“全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大致办法是增拨褚玉璞遣散费现洋15万元,按军官每人50元,士兵每人10元分发。计滦河以西“遣散者约一万八千左右,余部再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前后结束,留至三旅为止”[5]。从协议中只字未提张宗昌鲁军怎样遣散可以看出,张学良与褚玉璞实际仅达成遣散褚部直军的第一步计划。
        为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诚心拥护,8月21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等北平有关人士,对未能如期速办收束关内直鲁残军一事表示“甚为愧怍”,同时通报他这次与褚玉璞所议定的编遣计划,请白崇禧派监视员二人赴奉会同监督执行。白在与张学良的往复商讨过程中,要求张宗昌、褚玉璞“将芦台、宁河驻军先行撤退,以表诚意”,并派徐承熙、钱承德二人前往奉天监视一切。张宗昌本来就对褚、张所定编遣协议不满,现在又要求他们先从芦台、宁河撤退,自然更加窝火。他与褚玉璞表面复电张学良,“承诺”撤退,而暗中却在节外生枝,借口道路泥泞,大队人马行动困难,要求展限,“期于十日内撤尽,务请健兄(白崇禧字健生)转令所部,俟彼军撤退以后,再行接防,以免赓续跟追,致生误会”。张学良一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难题,随即转电白崇禧,表示张、褚所请,“尚在情理之中,似颇出于诚意”,“请予谅解”。30日,又分别致电傅作义、何成濬、方本仁等人,并通过何、方转陈蒋介石,称白崇禧所派监视员9月1日可到,一俟双方会同点验后,张、褚直鲁军“即可撤退滦河以东,是此事不日当可告一段落”。请求蒋介石、傅作义等人也能循张、褚所请,展限10日[6]。但是这一次,南京国民政府已没了耐心。31日,白崇禧复电张学良,“大意谓本人奉令担任肃清关内军事,月余以来,停师未进,即因奉方对张、褚残军,允负责收束。讵一再迁延,张、褚仍无悔祸之意。应即撤退滦河以东,听候解决,宽限一层,决难承认”。张学良迫不得已,即电白崇禧,表示“不复过问”张、褚之事,促其从速进剿。张宗昌获知展限10日被拒后,又径自“派代表郑大伟至津”,“图接洽缓攻”,同样是无功而返[7]
        南京国民政府这时转而坚持强硬态度,据白崇禧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驻平办事处长杨杰说,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平津华洋杂处,平奉要道,常任一隅之寇,为之梗塞,殊属妨碍国际观瞻;(二)平津食粮,多来自关外,平奉交通断绝,则平津粮食,终有断绝之虞;(三)张学良对所扣车辆,确全放回,但因道梗阻,无法交割,而影响国计民生,殊为重大;(四)以一隅之寇,致数十万大军,常驻平津附近,亦多不便。故白总指挥对张学良之展期要求,不能接受。”[8]杨杰所讲第一点从中外关系立论,当时平津两地,外国侨民较多,所谓“妨碍国际观瞻”,无非是怕外人因直鲁残军问题久拖不决,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能力失去信心。第二、三点是讲直鲁残军横亘平奉铁路沿线,不但张学良久已答应交回的当日奉军出关时所扣铁路车辆无法通过,影响平奉及其他各铁路的运输,而且平津所赖以生存的关外粮食,也因平奉交通断绝而有告竭之虞。事实上,除了粮食,平津的用煤也是个大问题。据当时舆论指出,平津用煤,受交通、军事之累也很大,“如开滦煤阻于铁道,抚顺煤则又扼于海河,而山西煤产更苦无法运出。查开滦公司本自有机车车皮,专供运煤之用,只以畏惧军队截留,不敢开出。日前曾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通令沿路驻军,不许截留开滦车辆,然津东未克,车不能通,故开滦之煤,终不能运”。怎么办呢?“根本办法,只有速决津东问题,打通平奉铁路,收回关外车辆”[9]。第四点实际是说,如不尽快解决直鲁残军问题,平津一带数十万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将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因为8月一过,京津地区,寒冬即至,且不说给养问题,即气候一项,也让许多来自湘、桂等南方地区的部队难以适应。
        杨杰所言,当然都是实情,但并不全面,尚有几个重要原因,被其有意无意忽略了。首先,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决心对直鲁残军动武,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编遣直鲁残军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白崇禧对此有明确说明,他说:“直鲁残部,分子复杂,迁延数旬,尚未就范,恐张汉卿难以收拾。若任长此盘踞,殊非得计,故最近(中央及蒋总司令)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10]其次,还和蒋介石当时所极力推行的裁军政策有关。京津和平接收后,蒋介石认为统一告成,开始要求各北伐集团军裁军。但直鲁残军一日不消灭,各集团军就有拒绝甚至继续扩军的理由。据当时报载,河北各地云集北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约计五六十万”,“平奉路上有白崇禧部,保定一带有商震部,津东前方有徐永昌部、郑大章部、高桂滋部、陈调元一部,北平附近有张荫梧、方振武部……这些军队所到的地方,仍有强迫招兵,征发给养,且有师旅长委任县知事的”[11]。为打消各集团军的招兵借口,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尽快消灭直鲁残军。最后,也是北方民众,特别是津东地区民众,强烈要求的结果。由于直鲁残军横征暴敛,靡无底止,欲借津东之地,作困兽之斗。因此自7月初起,就不断有津东各县民众,或呈文平津军事当局,或投书各言论机关,请求速即派兵进剿:“(一)于最短期间肃清津东残余军阀。(二)早日完成革命,全国统一。”[12]以天津《大公报》为代表的平津言论机关,除经常报道直鲁残军的暴虐和民间疾苦外,也不断告诫南京国民政府不可不重视津东问题,甚至说:“近来肃清关内之说,业已搁置不谈,而残军败将盘踞津东者,又迄未闻关外有具体之收拾办法,此方东征各军之刁斗相连者,不进不退,亦足令地方苦于供应,凡此皆可使地方益陷于绝望悲惨之境,适予煽动勾串者以运用之资,此诚北方之大隐忧,其性质严重,未必亚于南方,特觉察之者尚少耳。”[13]再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需要。蒋介石接受了代表他和白崇禧前往奉天与张学良谈判“东北易帜”问题的方本仁的建议,暂时搁下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问题[14]。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武力解决直鲁残军的抉择。



分享到:

发布时间:2024-03-07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100037.html,转载请保留。

Copyright © 2002-2017 可可诗词网 版权所有   
声明 :本网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果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
鄂ICP备2023021681号-1
友情链接:食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