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0日作出的这一决议,事实上只是一项过时的决议,因为杨增新早在三天前就遇刺身亡了。7月7日上午10时,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修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和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樊耀南、民政厅长金树仁、迪化道尹李溶等及其他“军事长官同莅观礼”。典礼仪式结束后,除金树仁以“簿书旁午”,“即行回署办公”外,其余官员均出席了学校举办的大型午宴。宴席上,杨增新“因国民政府现在实行统一,我新已表示服从,于省于国,皆可乐观,意态甚喜,遂畅饮”。正与李溶猜拳行令之际,“忽闻枪声,一刹那间”,已击中杨增新头部,李溶“即大声呼救”。杨增新副官及侍卫“未及来救”,即被击毙,杨也连中七弹,当即气绝。随后,樊耀南率领二十余人,冲入省政府,占据机要重地三堂,力图控制局面。而“不及与宴”的金树仁闻讯后,又以“锄暴靖乱”为名,调集军警,包围省政府,“激励兵士,勇猛围攻”樊耀南等人所占三堂,并于下午7时将樊等二十一人捕获,处以极刑^[1]。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七七”政变,因为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又称“三七”政变。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新疆法政学校校长、地方审判厅长。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国务院任职,1917年被黎元洪任为阿克苏道尹,再次进疆。起初,杨增新怀疑他奉有“相机赶他下台”的使命,曾一度冷落他。但由于自1922年起,他便以迪化道尹之身,同时兼任外交公署署长,1926年又兼任军务厅长,因此,在一般人眼里,樊又是杨增新“手下最红的人”^[2]。樊耀南虽说“为人谨慎小心”,但免不了也会对杨增新的所作所为发点牢骚。据当年参加过西北科学考查团,并与樊有过不少接触,关系不错的徐旭生说,樊耀南参加杨7月1日宣布新疆易帜会议后,曾于5日在其寓所抨击杨增新“虽换旗帜,然名为主席而无委员会”,不过是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保住他的地位,并说“此间隐忧恐未有艾”^[3]。金树仁,字德安,1880年(清光绪五年)出生于甘肃省导河县(原名河州,今改称临夏),是杨增新督办甘肃学务时的门生。1917年经杨“约往新疆,襄理边局”,初授“邑令”,1927年“调省使长民政重任”^[4]。樊耀南和金树仁十余年来同在新疆为官,又都是杨增新的高级同僚,却因杨展开了一场震惊各方的拼杀。
        杨增新为什么这时被杀?或者说谁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当时有三种推测,一是“共产党的阴谋”。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这样散布的,李烈钧在7月16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上说,杨增新“归顺国府,而忽遭意外,我想此事恐又为共党造乱”^[5]。日本人也趁机造谣说“杨之受害,系俄党所为”。樊耀南的儿子樊筠青为洗刷其父的责任,更是顺水推舟发表声明,说“必为共党所为,移祸家父”^[6]。第二种推测是“内地人的主使”。所谓内地人,实际指的是冯玉祥。这种推测一直延续至今^[7]。第三种推测是“新疆省政府的委员争权”。樊耀南及其追随者已于政变当天晚上被金树仁全部处决,当然不可能再对谁是刺杨主谋问题开口说话了,而最后的胜利者金树仁则一口咬定杨增新“系樊耀南所杀”,但也“有人疑为金氏所为”。对第一种推测,不要说今天,即使当时也没有人相信它有何真实性可言。8月7日,一个署名寄萍的北平师大青年学生就公开发表文章指出,要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我很大胆的说一句,绝对是不会发生的事”。至于第二、第三种推测,虽有点影子,如前所说,冯玉祥的确有染指新疆之心,樊耀南也确在政变前夕向人表示过对杨增新的不满^[8],而金树仁在政变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更难免不让人生疑,但动机和推测毕竟不能代替证据。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也还是个谜。
        8日,金树仁以“民政厅长兼临时主席总司令”名义,宣布关闭四门,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自由出入。9日,他致电南京中央政府,报告杨增新被“乱党”樊耀南戕害经过,并说他“万不得已”,已循军政绅商各界所请,勉就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职,“恳乞速示机宜,以维边局”。而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哈密、吐鲁番回部亲王百数十人,还有迪化商会及各王公各公团各机关,则在这一天分头通电全国各报馆或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中央政府俯顺舆情,速颁明令,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9]。这些电报,显然是金树仁精心安排的,因为集中起来,它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促使南京政府尽快承认金树仁的合法地位。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马上满足金树仁的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完成北伐大业,善后之事,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其次,与出人意料的新疆归顺一样,这次杨增新之变也“是陡如其来的”,难以“在问题当前处置自如”^[10]。第三,对金树仁和新疆的了解也尚需时日。南京国民政府于15日首次接到金树仁的电报,17日举行第八十次常会,对金树仁的电报,“曾讨论良久,佥以杨之被刺,内容定必复杂。若照金树仁来电所云,已将乱首伏法,至其刺杨真相,及处决樊耀南之罪状,只字未提,竟取杨之权位而代之,其中不无有蛛丝马迹之可寻”,因而议决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就近查明真相后再议^[11]。至于新疆省的人事安排,经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认为杨增新被刺问题既未查明,自宜暂从缓议。刘郁芬本是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将领,而新疆又如前所说是冯玉祥瞄准的目标,7月上旬,冯还曾对来访的旧部张耀曾说过:“我对新疆事早有筹划,不久将请马福祥赴新一行。”^[12]刘郁芬当然不可能成为金树仁猎取权力的支持者。果然,8月22日,刘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说:“杨督旧时军队,约在八万以上,省驻约两千余人,由杨直接统带”,“金某本一文吏,肩此重任,而才力复远逊于杨。此后新省多事,内外棘手,恐非金某所能维持……是故今日欲言治新,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威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新疆之可能。如此种人选一时不易,以目前情形而论,似不如派一老成稳练与负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较觉相宜。”^[13]加上如前所说,社会又盛传金树仁也有刺杨嫌疑,金的“转正”要求,自然也就更难落实了。26日,南京国民政府虽给金树仁发了电令,但仅准其以“暂行代理主席”名义,处理善后事宜,维持地方治安。
        金树仁对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给回电,本来就“颇为焦急”,曾多次发动蒙、回王公致电南京“请求任命”,指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为其“刺杨嫌疑”辩护,表示维持新疆治安“非金主席莫属”,要求中央政府“慎勿为奸人谰言所摇惑”。现在回电虽然盼来了,可竟是“暂代主席”,自然更加窝火。他一怒之下,将已受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宣慰使的刘文龙从邮局寄来的这一中央政府“布告”,统统扣下封存,不准“发表”^[14]。
        金树仁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纠纷渐趋表面化之后。冯玉祥日益明显的经营西北以抗蒋的意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放弃拟派马福祥带兵入疆的打算。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以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金树仁、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李溶为委员,金树仁为主席。随后,又增补陈继善、屠文沛、鲁效祖为委员,并先后任命屠文沛为秘书长,王之佐、徐谦、刘文龙、阎毓善分别兼任政务、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陈继善为外交部特派迪化交涉员。金树仁的总司令一职,虽然延至三年之后的1931年6月6日,才正式任命并改称边防督办,但就新疆归顺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了。
        新疆地大物博,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看,其归顺的意义,都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