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倡言“平民革命”

        国共分裂后,一些参加过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突遭惨败的震惊之下,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不满意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及其内外政策,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同时又从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得出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错误结论,主张走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1927年革命失败前夕,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共产党个别领导人之间,就曾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这个主张被中共拒绝。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苏联,后又到欧洲考察。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组织。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 季方等
        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形成后最早采用的名称。该党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8月召开十个省区负责干部会议,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决议。邓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政治主张》是第三党的纲领文件。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它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新约;在“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前提下,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是:改良工人的生活,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第三党十分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它的土地政策是:“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是: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国家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有土地和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同时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将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第三党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和建立“平民政权”的主张,具体怎样进行呢?它的领导人设计的基本方案是:被压迫人民经过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2]。但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统治面前,要实现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邓演达也曾提出建立“平民革命军”的问题,但他并不是从革命群众中去建立,而是寄希望于那些“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3]。也就是说要凭借邓演达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把蒋军军官拉过来,去组织“平民革命军”。
        值得注意的是,邓演达一生对于孙中山及其思想表现得比较审慎,很少长篇大论,从他不多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待孙中山思想采取了一定的扬弃态度。
        邓演达在公开场合始终坚持三民主义的立场。1927年7月他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这是大革命失败前他的唯一一篇专门谈论三民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他的理论是完全具体在孙总理所手著的三民主义上面”。“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4]。“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到了莫斯科,发表宣言,坚持三民主义立场,并因此而与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产生了分歧。由此可见,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他自称是“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并将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奋斗目标。1930年9月,他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按:指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生的产物。”表示“我们的争斗目的,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5]。但对当时有些人不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实含义,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胡乱解释的现象相当不以为然。1929年3月间,他给季方与严重的私人信件中,曾经表露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他说:“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和误会。”^[6]而在给严重的信中,则更为尖锐地说:“中国只有保守主义和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你来信还要引它,这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聊。”^[7]回国以后,邓演达在提到孙中山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回避三民主义这个称呼,而改称为“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显然,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冷淡,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将三民主义庸俗化而发。
        在国情的分析上,邓与孙中山的估计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将来的发展方向的预测也基本相同。从根本上说,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是复杂的,中国社会一切问题源于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互相勾结,以及中国经济上的落后贫穷。孙中山投身于革命后,一直坚持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将“国穷民贫”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以为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极不明显,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是求得民族解放、民权实施、民生幸福的国民革命。晚年,他更明确地提出:“吾党主义,析言之固为民族、民权、民生;至其致用,实是一个整的,而非三个分的。”^[8]孙中山的上述观点,对邓演达坚持三民主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0年9月,邓演达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9]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演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也有自己的特点。商业资本带有寄生的高利贷性质,受官僚资本及军阀政权的“保护”,很难承担民族解放与工业革命的双重任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由于无地或缺乏土地,深受地主的剥削,同时又承受着来自国家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之下,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广大的农民面临着背井离乡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政治权力更是无从说起。而工人及店员等来自于农村,他们工资极低,还面临失业的危险。另外,自由职业者与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也是不稳定的,且薪水不足。上述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形成一个“平民的阶级”,有着强烈的要求解放的愿望。这个阶级在求自身解放的同时,还负有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责任。所以,又称为民族的平民阶级。其中工农所受的压迫又较其他人为深且重,所以成为领导核心。
        邓演达关于“平民阶级”的界定,模糊被剥削了的各个阶级各自具有的特性。他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至与中小资产阶级一视同仁,从而和孙中山关于“大贫”、“小贫”的认识相近。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共产主义的理论只适合西方发达国家。
        在土地问题上,邓演达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也无二致。邓演达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强调两个原则:第一,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共发动的土地革命,邓演达不以为然。他认为共产党使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只是一种极端情感的爆发,带有无政府主义者“否定”的色彩。他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单纯地用消灭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10]。尤其在中国,以小农制度为主,农村内部相当复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简单地没收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会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
        其次,“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11]。对于土地耕者所有的实施,邓演达设想是在平民掌握政权以后,由省、市、县、乡各级会议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与管理,着重运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没收的方式。所谓政治的手段,就是平民掌握了政权后,使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实际上,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土地问题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最终因为平民政权没有建立而停在口头上。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导致了中国农业的破产,抑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还使中国的内战加剧。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说明,他们不会允许中国强大,不会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乐于培养与自己竞争的力量。二是现代世界的技术发展,已经不可与英、美、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比,中国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
        因此,邓演达于1927年8月在莫斯科发表的一份宣言中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12]。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是由三种革命对象同时并存决定的。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于前两者而生的高利贷盘剥的资产阶级。三民主义因此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演达根据自己的认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经由“平民”政府实现直接民权。中国国民党在《一大宣言》中宣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13]1924年“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北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即由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直系的各军,以及各政党选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建立一个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政府以取代军阀政权。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支持,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即由过去所设想的建国三程序,转向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步思考。孙中山过早地离去,他的设想失去了深化的机会。可以说,邓演达发展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
        邓演达认为只有广大的人民直接投身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1930年提出:“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群众,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14]。因此,平民组织的组成应该是在斗争的最初,而不是在斗争以后。改变政治制度的革命,必然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发动组织群众的同时,也要武装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
        其次,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是孙中山从开始提出三民主义时就已经明确的。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强调了下述的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节制资本”,他突出了“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一面使生产力加速度的发展,一面使分配向平均的路途——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15]。具体地说,平民政权应运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一切关键产业(比如钢铁、机器、造船等行业),特别是独占性的产业(如铁路、运输、开矿等),使之由国家专营,从而利润完全由国家掌握而不被私人瓜分,以有利于从事有计划的生产。因此,平民政权下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集中调控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首要的是重要产业集中于国家。同时,邓演达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认为与土地的小农所有制要存在一段时间一样,工商业的小私有企业也将存在一个时期,国家将利用自己拥有的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干涉,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膨胀,并逐步将它们导向社会化。邓给予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比孙中山的设计要狭窄得多。
        再次,他将反帝的民族主义糅入民生主义之中,主张收回外资银行和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基础。他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一切产业机关由极少数的大银行控制,国家政策也由大金融家支配,他们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支配人们的生活。作为落后的中国,国内的金融机关部分被封建的钱庄和当铺掌握,另一些则受制于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因此平民政权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须分别收回,以构成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16]。
        从孙中山逝世到邓演达被杀,前后不过六年的时间,然而,中国政治和社会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国共分手;国民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并将中国引向一个所谓“党治”的时代,在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旗帜下建构了新军阀的独裁统治。要在这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认清形势,理顺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演达在这个时段,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参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规划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远景;最终以孙中山晚年的激进思想,也可以说是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内核。他的政论既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结合现实斗争有所创新。
        由于邓演达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1931年8月邓被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蔽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