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境之战的爆发与收场

        如前所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一直采用和平与武力相威胁的应对策略,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交后更是重点转向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准备。自19日起,苏军便开始采取一些零散的试探性的军事行动。8月6日,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苏联决定将当时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合并组成“特种远东军”,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布留赫尔(加仑将军)为司令,主要兵力由三个步兵师增加到五个。11日,苏军越过边境线,在满洲里与东北军激战两小时,迫使东北军后撤。12日,苏军三百余人在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又向松花江边的绥东县发起进攻,占领兆兴镇。13日,苏军与东北军在兆兴镇激战5小时,继而占领满洲里附近的闹尔屯。14日,东线苏军占领密山。苏军的凌厉攻势,有效促使蒋介石于18日批准了蒋作宾“准由德人居间调停”的提议。
        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后,中苏围绕中东路的冲突继续升级,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是最终引发了苏军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进攻。10月12日,同江战役爆发。苏军大举出动,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苏军夺取同江县城,中国守军被迫退守富锦。对于苏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的张学良什么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柏、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势力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但又说:“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表示这是他不能不请张学良帮助的原因所在^[1]。
        苏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蒋介石一直不甘示弱,苏方恢复中东路原状的目标未能达成。为改变其被动应付局面,掌握战略主动权,认为有必要加大军事逼和的力度;二是国际、国内时机对苏有利。这年10月,苏英宣布复交,西线已无后顾之忧。而东西方各大国特别是日本又明显表现无意直接介入苏中冲突。在国内则素主对华强硬的斯大林取得了党内斗争的胜利,有助于联共(布)统一事权,集中指挥,协调行动,为军事行动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2]。就其打击对手而言,主要是让苏联看到了蒋介石此时已陷入列强袖手旁观、内部反蒋烽火连天的难以招架的困境,对苏联取胜十分有利。蒋介石虽然再三催促外交部抓紧寻求解套办法,可王正廷也表示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拒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但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
        10月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富锦县城。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又大举展开进攻,兵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据张学良报告:“十七晨敌飞机廿七架,联合步骑炮兵三万余人,坦克车二十余辆,向满洲里、札兰【扎赉】诺尔同时进攻。”^[3]19日,扎赉诺尔失守,守军第十七旅七千余人损失“逾三分之二”,旅长韩光第战死^[4]。20日,苏军攻占边境重镇满洲里,东北军旅长梁忠甲及所部数千人尽为苏军俘虏。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扎赉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在苏军进攻下,东北军军心动摇,战线崩溃,士兵们成排成连地缴械投降,极大地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动摇了东北边防。对此,南京国民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三十英里之一着可想^[5]。
        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陞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经过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库库林和聂嘉夫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库库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的苏联人员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濬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6]。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直接接触,蒋介石曾大表不满:“晚接汉卿电,已与苏俄直接交涉,声明仍请中央委任交涉人员。惟昨日决议以暴俄侵略中东路,满洲里与札兰【扎赉】诺尔事,通告非战公约国与联盟会,而奉天则直接与之谈判,如此大事,政出两歧,惹笑中外,惟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未得谓之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致四月辛苦,尽付东流为可惜也。”^[7]但蒋和南京方面并没有办法处理此一问题,只能任由东北方面与苏联谈判。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对此,外交部只能矢口否认外电关于东北当局已经承诺恢复中东路原状的说法,但它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莫斯科公布的消息亦并非全无根据。其29日分别电告各公使,解释说:“俄事近由辽宁与俄商洽,昨已接有张长官详细报告,惟商洽内容与中央意旨相合。”“俄事如能直接交涉固中国政府所深望。”东北方面“如与喀氏有所商洽,在张长官答复范围内自不妨酌量进行”。且“最近俄向辽宁提议三条仍不外喀氏主张,已由张长官答复,可由彼推荐正副局长,余待会议解决”^[8]。
        12月4日,莫斯科传出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就双方开始谈判一事签署的会议纪要,其中主要的妥协就是:蔡运陞代表东北当局宣布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西门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在吕荣寰撤职后,苏联政府将推荐新正副局长以代替原正副局长,惟保留委派原正副局长任中东路其他职务的权利。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路所发生的一切冲突^[9]。对此,东北当局很快即予证实,并声称南京中央已经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而外交部却仍旧再三对外表示尚未接到报告。实际上,王正廷一直在暗中与张学良密切联络。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所以会将苏方原提第二条内容,即苏联原正副局长恢复职务,改为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推荐新正副局长,就是外交部坚持苏联原局长复职一节“关系重大,实难迁就”的结果^[10]。
        6日,张学良正式致电李维诺夫,对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商洽的结果,表示同意。他同时亦向南京方面作了通报,说明双方代表已达成解决办法三项,即:(一)中东路由苏方重新推举正副局长,并保证旧局长任该路他职;(二)责任问题由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苏纠纷由中苏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张坚信:“如此解决既不背中央迭电饬办之意旨,而默察内外大势均非迅速自了无以善后。”故他已自行决定,派蔡为代表,与俄代表定期开议,讨论各项实行以及关于正式会议各问题^[11]。次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三院长及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讨论张学良6日致李维诺夫电,对俄事如此解决虽不能满意,但亦承认在此时只能忍痛,故决定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
        随着7日吕荣寰被免职,中苏预备会议得以召开。21日,蔡运陞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铁路状态;(二)双方释放自5月27日以后拘捕的对方国家的人民,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官兵;(三)恢复7月10日以后一切被革除的苏籍员工及雇员的职务,并补发欠薪,同时革除冲突期间雇用的白俄人员;(四)立即解散白俄武装并将其组织者驱逐出东三省;(五)立即在东三省恢复苏领馆,并在苏联远东各处恢复中国领馆,东北当局保证予苏联领馆以按照国际公法和习惯所应享有之权利,中俄全面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讨论;(六)立即恢复东三省境内所有苏联商业机关,两国全部之商业关系待中苏会议讨论;(七)切实保障遵守协议与双方利益之问题留待中苏会谈中解决;(八)中苏会谈将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议;(九)双方下令撤兵并恢复边境和平^[12]。
        26日,蔡运陞携苏联新任中东路管理局正副局长回到哈尔滨。随即于次日赶到沈阳,28日见了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30日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次日苏新任局长回到哈尔滨,经理事会正式任命后,开始到局视事。双方当天分别开始公开释放被拘和被俘人员,中东路管理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1930年1月1日,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了张学良,双方声明两国军队同时开始撤兵。中苏之间因中东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至此亦告停止。
        然而,随着伯力中苏预备会议草签记录稿送至南京,国民党高层中原本就对张学良的妥协处置有所不满的党政要员立即开始发难。孙科公开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演中主张根本否认伯力会议所签草约的效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更通过决议,决定不承认伯力会议草约。王正廷据此电告张学良,伯力会议草约超越范围,必须修正。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既无力改变战败的现实,又不能真正对张学良形成约束,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拟决议以蔡允【运】升逾越职权且辱使命,故伯力协定书不得批准。惟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准其派员赴俄交涉,但中东路以外,如通商、复使领馆等问题,是为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范围之内。当俟苏俄派全权代表来中央直接交涉,方得解决也。否则虽至决裂,或张作相反抗时,亦必坚持到底,以保革命威信也。”^[13]虽然表面坚持所谓“强硬”,但同意张学良全权办理交涉,实际是对已有结果的承认,再次谈判更多是为维护中央权威而作的一种姿态而已。2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据此发表宣言,一方面提出伯力协定内容有“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中国代表实属超越权限”;同时又肯定“伯力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表明并无改变现状的意图,只是要求两国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14]。
        始料未及的是,外交部发表宣言不过两天时间,阎锡山竟揭旗反蒋。随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各反蒋势力一致携手,另立国民政府,并推举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而引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半年时间,直到10月底才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受此影响,中苏正式会议只好一再推迟,直至10月11日才得以正式举行。而基于双方在对伯力会议草约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刚开即告停顿。而后虽两度复开,仍拖数月而无结果。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于日本之手,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方面此后再没有机会就中东路事件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北,赎路问题成为悬案。随着日本侵略威胁的加剧,两国复交问题成为中苏之间亟待商讨的问题。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联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15]对此,南京国民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不同,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16]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17]此后,由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判断的变化,中俄关系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开始向着缓和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