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1]。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2月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驻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驻山东兖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驻南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驻江苏泰州),准于3月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2]。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3]。蒋介石的秘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第二、第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4]。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5]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6]。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7]。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亲笔“训示”这个组织的“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8]。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9]。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10]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11]李济深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12]。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13]。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14]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15]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16]17日,再电何成濬:“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17]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启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18]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秘,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19]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20]。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21]。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濬停发白部军费”[22],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23]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濬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24]。在唐生智、何成濬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25]。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26]。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27]。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28]。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29]。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30]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31]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32],为阎锡山50万元[33]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34]。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明了拥蒋讨桂的态度[35]。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36]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认为自己“令官兵为民挖渠……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37]。
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又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之命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38],蒋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濬设法阻止[39]。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增派专探,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一带,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说:“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40]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又密令何成濬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41]。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42]。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43]。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44]。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启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45]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46]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一、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四、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47]。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月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48];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49]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50]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51]。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52]。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53]。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54]地占领了武汉。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第二、第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4]。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5]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6]。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7]。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亲笔“训示”这个组织的“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8]。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9]。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10]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11]李济深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12]。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13]。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14]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15]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16]17日,再电何成濬:“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17]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启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18]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秘,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19]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20]。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21]。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濬停发白部军费”[22],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23]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濬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24]。在唐生智、何成濬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25]。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26]。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27]。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28]。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29]。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30]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31]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32],为阎锡山50万元[33]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34]。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明了拥蒋讨桂的态度[35]。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36]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认为自己“令官兵为民挖渠……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37]。
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又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之命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38],蒋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濬设法阻止[39]。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增派专探,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一带,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说:“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40]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又密令何成濬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41]。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42]。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43]。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44]。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启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45]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46]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一、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四、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47]。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月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48];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49]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50]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51]。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52]。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53]。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54]地占领了武汉。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
- 上一篇：“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 下一篇：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100068.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