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1929年,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三大”,给了“改组派”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一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经过多次挫败,他们深切感到军事反蒋的重要,于是在上海总部成立军事委员会,积极准备从军事上与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一些地方军人在蒋的政治压力下,也深感自身缺乏政治号召力,希望利用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声望对抗蒋介石,因而派代表常驻上海,与“改组派”总部取得联系,共同反蒋。
        1929年5月,“改组派”总部集结一些地方实力派代表十余人及各种反蒋小组织一百多个,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革命大同盟”,发起所谓“护党”运动。6月,陈公博到香港,策动军事反蒋,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随后,陈公博留香港策动广西的俞作柏与鄂西的张发奎;上海总部则与华中、华北的实力派联络。 
        张发奎部于1927年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二次北伐”的后期进军。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启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张发奎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在政治上效忠于汪,当汪通过“改组派”组织反蒋运动时,张积极投身其中,强烈主张反蒋运动“在此局面之下,不用军事恐不易成功”[1]
        9月初,蒋介石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他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规定自删日起开始输送,限本月内各师输送完毕……其接防地点在陇海路东段,自徐州至海州,或先集中皖中,但与第四师务必言明。”[2]接下来,蒋介石在有关电文中吞吞吐吐,11日,蒋电刘峙,令其派干员往沙市、宜昌等处,“将我接防部队到达时刻及何旅何团之队号及第四师乘船东下启程时刻,与某旅某团所乘何船,确实调查,随时电报于兄及南京总部,其通电密码可将靖密电本改名京密,发给该员,则与京与汉皆可通用”[3]。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不无谋张之心。事后海军战报也称:“职部于九月初间,闻张逆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有密谋叛变情事。当于月之三日,调咸宁舰由沪开宁,准备一切,以便荆河行军之用。并于七日,增调‘威胜’舰由沪赶宁,添装煤粮毕,于九日向汉口出发。计咸宁、威胜两舰,于十、十一两日,先后驰抵汉口,以便护送驻汉陆军,前往荆河防备。”[4]张发奎本就对桂系兵败后仅任第四师师长怀有不满,又对蒋将其部队调离宜昌真实意图抱有疑虑,因此拒不从命。派出使者与广西及汪精卫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合,然后合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9月17日,张发奎将开到宜昌的曹万顺新一师缴械,改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番号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并发出通电,宣布三项主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违法乱纪,稍有党的认识者类能言之……应请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继续反帝反共的工作”;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完成革命”[5]。19日,蒋介石日记记有接到张发奎通电后的感想:“正午接张逆发奎筱电,叛变本为意中事,惟恐牵动大局,心甚不安。惟照预定计划进行而已。”[6]
        张发奎起兵之后,率部渡长江南下,进入湘西石门、慈利、常德、大庸一带。蒋介石一面令刘峙率部追击,一面急电何键予以阻截:“张发奎师集中长江南岸枝江、宜都一带,似有窜常德、湘西至广西模样。请兄速派得力部队在湘西严密防范,如其过境,应节节痛击。”[7]为尽快击垮张发奎部,蒋高额悬赏:“俘获连长一名,奖一千元,营长五千元,副旅长、团长一万元,旅长、副师长二万元,师长五万元。”[8]许诺:“张逆如果得早歼灭,则百万之数,中正可以负责拨付。”[9]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罢免张发奎职务,令粤系将领黄镇球接任第四师师长[10]。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何键亦来电,截击张逆,刻闻湘边已开火,心始稍安。以后调遣军队,斟酌稳妥,或可无患矣。”[11]不过,何键虽然宣称全力堵截张发奎部,并俘获张部副旅长、团长及“士兵二千余名”[12],但并不愿过多消耗实力,当张发奎部选择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等会合时,其堵截行动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蒋桂战争末期,南京政府扶植俞作柏、李明瑞控制广西,广西形成俞作柏主政、李明瑞主军事的局面[13]。1929年8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14]。俞作柏、李明瑞虽然在蒋桂战争中靠拢蒋介石,但并不真心拥蒋,历史上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因此,其当政后,广西很快出现与蒋离心的趋势。当张发奎部南进途中,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俞作柏、李明瑞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9月24日,汪精卫联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二人在香港通电反蒋,为俞、张联合行动造势。汪精卫等在通电中号召武装扫逆,声言:“此次对蒋中正之抗争,在本党方面为组织及纲领之所关,在国家方面则为民主与独裁之所系。委员等所致讨者为个人,所争取者为政制。应使此次抗争之结果,依党治而深植民主之基础,使专制独裁永不复现。”[15]
        对俞作柏在广西采取激进措施及靠拢“改组派”,蒋介石早有风闻。5月初,何应钦就报告,冯玉祥准备拉拢与汪精卫“有关系之部队唐生智俞作柏等”[16],俞的政治倾向应非秘密。对此,蒋曾电俞,要派吴铁城去广西调查,或由俞亲到南京解释,但俞都加以拒绝。9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明瑞称:“闻健侯(俞作柏字健侯)兄好用反对中央之人,并为人所惑,以为中央失败在即者。若不根据事实,调查真相,恐为反动派买空卖空者所误。”[17]张发奎南下后,蒋判断其“必连桂俞”[18],为防范广西方面与张发奎联合行动,蒋明令俞作柏、李明瑞到南京听训。同时,着手准备撤换俞作柏。
        9月23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商讨撤换俞作柏事:“撤换俞作柏时,最好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否则亦须其担任第八路副总指挥,以指挥驻桂各部,俾可从速解决桂局。”[19]26日,蒋介石在致酆悌电中告以:“桂俞不可信,但杨腾辉与吕焕炎效忠中央,如其有异常,必能一举扑灭之。但其至今无表示,中央只待其变耳。”[20]在蒋压迫下,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发表通电,响应张发奎反蒋行动,俞作柏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并表示欢迎张发奎回桂。
        对俞作柏的反蒋,蒋介石早有应对预案,采取收买吕焕炎等,中立李明瑞,专对俞作柏的策略,企图分化广西反蒋势力,“不用兵而定桂局”[21]。10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俞作柏本兼各职,任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编遣分区主任,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同时,陈济棠遵蒋的命令,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沿西江进入广西;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也率部开往广东配合陈济棠部作战。吕焕炎、杨腾辉本为李宗仁、白崇禧旧部,对俞作柏背叛桂系早存不满,此时乐于向蒋靠拢。吕焕炎发表通电,欢迎粤军入桂,杨腾辉等也现不稳之势,致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服从命令”[22]
        10月4日,粤军香翰屏、余汉谋部进抵梧州,广东海军在陈策率领下进入广西境内。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免去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9日,陈济棠令粤军发起总攻,李明瑞、俞作柏所部纷纷投降,13日,吕、杨进入南宁。
        吕焕炎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但并无控制广西的实力,转而希望李宗仁、白崇禧等回桂收拾局面,黄绍竑回忆:“吕焕炎虽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旧受我们的指挥。”[23]“改组派”在广西策划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也主动与黄绍竑等联络,表明双方重归于好,共同反蒋。汪精卫与黄绍竑在香港会晤,决定桂系与张发奎联合,东下进取广东。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在湘西受到李抱冰、陈渠珍等部截击,10月底,突破湘军防线进至湘粤桂边。11月22日,张发奎到梧州与黄绍竑会面,商定实现军事合作。随后,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先后回到广西,召集旧部,按李宗仁的说法,当时情况是:“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24]
        11月上旬,李宗仁在南宁宣布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桂系复振声势。同时,张发奎也率部进入广西。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商定成立桂张联军,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张发奎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第八路军总司令,两军联合共进广东:“四军由广宁、四会、清远入花县、崇化,担任左翼。七军、十五军由西江经肇庆,攻击军田粤汉路正面,并分兵一路,攻击三水。”[25]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11月下旬,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
        对张桂部队的反攻,蒋介石、陈济棠早有布置。12月4日,专程到粤组织广州行营的何应钦下令谭道源、余汉谋、陈继承、香翰屏、李扬敬各师兵分五路向桂张军发起反击,蔡廷锴师留守作预备队。同时,蒋介石令何键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8日至13日,两军在新田、安里及军田一线展开激战,双方战场达80华里。张桂军如蒋介石所言“同床异梦,各不愿牺牲”[26],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大部即退桂林,一部分退柳州”[27]
        张桂军退回广西后,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日攻占梧州。接着,南路陈济棠第八路军进攻南宁,北路朱绍良部进攻桂林。22日,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在玉林发表讨桂通电,桂系陷入前后夹攻之中。此时,北方唐生智反蒋,蒋的应付重心转向北方,广州行营撤销,何应钦返回武汉行营主持,桂系压力稍有减轻。张桂军得以全力平定吕焕炎之叛,迫使吕逃往广州。
        1930年1月中旬,张桂联军在平乐一带击退陈济棠进攻。15日,李宗仁在平乐对张桂联军进行整编,恢复第四、第七、第十五军番号。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张发奎第四军、杨腾辉第七军、黄绍竑第十五军。
        1930年2月,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及张发奎的第四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三昼夜,据陈济棠密电所言战况为:“我八路部队自寒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雄【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三昼夜。本早,敌以六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取步枪约三千杆,俘虏二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28]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爆发冲突,被软禁于南京汤山,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总起来看,1929年下半年,南北各地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各地以反蒋为中心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但由于力量分散,各怀心思,这段时期,蒋介石可谓无往不胜,而反蒋派则屡战屡败。对此,陈公博评论道:“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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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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