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蒋、桂武汉之战大获全胜及5月的蒋、冯对峙不战而胜后,蒋介石信心高涨,重提年初被中断的编遣计划。7月18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提议“召集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副主任委员及各编遣特派员”[1]于8月1日续开编遣会议,以完成编遣实施计划。
7月23日至31日,参谋总长朱培德主持召开编遣会议筹备会。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在重创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蒋介石完全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仅用六天即告结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实施编遣奖惩条例》、《陆军编制原则》、《点验实施规则》、《安置编余官兵实施法》、《裁兵协会章程》等十六个文件,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压缩到七个至九个师,每师1.1万人,比原规定少两个至四个师。全国的军队编成的总数由原来现定的五十个师扩增到六十五个师,总人数由50多万增加到80万。编遣期内,军费为1300万元。会议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在郑州、汉口、长沙、南京、开封五处设置直属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分区办事处和经理分处,对冯、桂所属之河南、两湖、广西等部队实施改编,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入中央直辖分区改编。会议通过的《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这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增加,实力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力量被大大削弱。
8月6日,编遣委员会发布《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明确表态:“要把现有的部队大裁大减,这不是求治缓急的问题,简直是我们救死的问题。”[2]《宣言》列举了国内对编遣会议的种种疑虑和批评:其一,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政府有了充分的权威,中央决定的办法就能施行,若是政府权威不足,纵再三会议也无济于事;其二,现有的军队,至少当达200万人以上。应遣置者占60%,未免求治太急;其三,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若无准备,就想编遣,把数万冗官、百万冗兵悉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其四,编遣实施会议只注重集团势力均衡,不注重部队素质,蹈了国际缩军的覆辙。对国内这些疑虑和批评,《宣言》一一作出批驳,关于政府权威问题,强调:“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现行政制最高之原则,亦即本党组织唯一之生命。”关于求治太急问题,指出即使按照裁减的兵员数额和军费开支也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率,“竭我们的国力,只能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皆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毫无能力”。关于裁兵安置问题,认为:“照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关于集团势力问题,《宣言》辩解编遣“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相质剂,尚无不得其平之虞。况一经编成之后,皆直辖于中央,更不必怀挟集团成见”[3]。《宣言》对批评意见的列举和反驳,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编遣问题上的是非纠葛,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实施者也有实施者的道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诉诸武力外,很难相信当事各方能作出其他的选择。何况武力解决本就是蒋介石心仪的方案,1929年,当幕僚向他建议“于此半年至一年之间,专与反动派奋斗,然后再谈建设”时,蒋介石极为欣赏:“引为知己,先获我心。”[4]
1929年年中的编遣会议,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在编遣上施以雷霆之势,不仅使冯玉祥、阎锡山等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首领深感威胁,还使一批不属于蒋介石亲信的高中级军事将领人心惶惶。这一时期,各地有高中级将领多次举起叛旗,令蒋应接不暇,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唐生智、石友三及张发奎的反蒋事件。
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到蒋一方。唐生智在蒋、桂战争期间协助蒋分化桂系在华北的部队后,被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又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度享有尊荣地位。石友三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虽然因为利益关系,唐、石与蒋结合,但蒋介石和唐生智等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利用,不是真正的合作。8月编遣会议后,南京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趋向愈益明显,使唐、石等痛感自身出路渺茫,不甘坐以待毙,唐生智、石友三最终起而反蒋和这一背景直接相关。正如冯玉祥所言:“唐生智、陈调元、刘镇华等反对,表面是反对三全大会,实则因为编遣以后,总指挥、军长名义全行取消,军人又不准兼省委。”[5]
唐生智的政治倾向本为拥汪反蒋,北伐期间,其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嫌隙,两人难有交集。蒋、桂战争中,为对付桂系,蒋起用唐生智,唐也借此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步步打击,更使唐生智为之自危。1929年7月,冯玉祥日记提到:“唐现已觉悟,两次派代表来,均甚诚恳。”[6]唐生智的反蒋之路有迹可循。
1929年10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名义,积极策动各地的反蒋运动。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至第八路军总司令。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鼓舞,唐生智积极联系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唐与阎且达成协议,推阎为首领,阎为唐提供50万元军费,唐先发动,阎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投蒋叛冯是为得到蒋许诺之金钱和安徽省主席的高官。1929年10月16日,为在对冯战争中争取石友三、韩复榘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11月24日,蒋介石亲到安庆出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两广地区反蒋力量实现大联合,汪精卫与黄绍竑于11月在香港晤面,捐弃前嫌,约定张发奎部与桂系联合,共同抗击陈济棠的粤军。随后,黄绍竑与白崇禧、李宗仁相继潜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李宗仁自兼第八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两军会合,向广东发起反攻。
为支援粤军陈济棠部,11月2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协助指挥对桂战事,派第三、第八师南下,声援粤军。同时,趁出席石友三就职典礼之机,动员石部南下应援广东。万耀煌回忆,蒋介石“想选派一能战的部队守广州,使守广州的第八路得能出击广西。熊式辉建议派石友三部一师去广州,说石部可守能战。石友三也自告奋勇,愿全军南下”[7]。蒋介石动员石部南下之举看起来获得成功,蒋介石在致唐生智电中称:“中刻抵安庆,晤石汉章,愿率全部援粤,中已照准。两粤得此劲旅,当不足平矣。前方诸事,请兄以敏慎断行,不必顾虑一切也。”[8]同时蒋又致电宋子文,令其“速雇外国公司海船十二艘到浦口待运”[9]。
蒋介石令石部南下,虽不无分割石与韩复榘部联系,以消除其隐患的目的,但广东军事紧张确是事实,在南京空虚情况下,更不可能如某些回忆所言欲在浦口解决石部。对石友三而言,蒋甫任其为安徽省主席即调其南下,使其不能不怀疑蒋是否真有予以皖省的诚心,而南下长途跋涉,更难防蒋包藏祸心。因此,南下的动议,不能不引起石友三的疑虑。加之当石部按照命令于浦口集中分乘木船经沪转换大轮赴粤时,“改组派乘机造谣,说上船后将被解散,石听了后很起疑心。恰巧蒋总司令又在此时打来电话催促石部赶快登船,石更害怕起来”[10]。仓皇之下,石友三决定揭旗反蒋,密电约唐起兵,以石部从浦口攻南京,唐部由郑州南取武汉,协同反蒋。
1929年12月2日,石部于浦口起兵炮击南京,通电公布蒋之罪状,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11]。3日,于滁县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宣称要“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12]。17日,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
蒋介石拉拢唐、石,本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搞垮桂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对投靠他的唐、石,并没有予以充分信任。但石友三、唐生智迅速举起反蒋大旗,仍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其意外。11月18日,在击败冯玉祥西北军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唐生智还大加赞赏:“孟潇来见,精神甚佳,彼此欢慰特甚。勇智兼备之将少有也,而复能忠心于党,诚难得也。”[13]而石友三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浦口发动兵变,更使南京为之震动。
当石友三宣布反蒋时,蒋介石既担心石友三趁南京空虚,直捣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又担心曾与石同进退的韩复榘继起跟进,皖、鲁同声相应,威胁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此时,他还在冀望驻河南的唐生智部能协助平定叛乱。12月3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杨杰:“此时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马必中立,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唯一活着。故已电孟潇,如能照办,请兄等力助之。”[14]4日,再电杨杰,强调:“当此生死攸关之际,对唐总指挥更须绝对服从,以一事权。”[15]殊不料,此时唐生智反蒋已在紧锣密鼓酝酿。3日,唐生智与刘文辉等联名通电,竭力推崇汪精卫、张发奎。5日,在郑州召集各机关团体集会,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包括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呼吁汪、蒋、阎合作;指责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把持中央,致蒋掩其所长,现其所短;为张发奎评功摆好;所部放弃南京方面颁予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一切非法党部,一律解散[16]。同日,唐又发出“歌电”,声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在郑州行营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当唐生智反蒋已经表面化时,蒋介石还在对唐作最后努力,亲电唐生智:“此时我前方将士,惟有以至信互助、共同生死、绝对服从之精神,方得死中求生,完成使命,不可为反动派谣言所挑拨。”[17]
石友三、唐生智携手反蒋,加上韩复榘蠢蠢欲动,鲁、豫、皖联成一线,对南京国民政府安危形成巨大威胁。12月3日,蒋介石一面在对唐生智做着最后的争取,一面召集军政大员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石友三、唐生智的对策。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派赵戴文回山西、吴铁城至东北,分别活动阎锡山、张学良,争取阎、张反对“改组派”;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部牵制,只派追兵,不予重点攻击;对唐部立即调集主力,全力进行歼击。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唐逆生智电,叛变之迹显露,其目的在要求和平让出武汉,并以空言恫吓,虚张声势,幸有防备也。如此石逆友三必来攻京,广东尚未决战,处置似难而实较易。我必固守京、汉二据点,并以长江运输之便,不患失守。至其他各处之变故与失地,则置不问。人以为忧,吾反以此为乐也。”蒋特别提示:“益之态度暧昧,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也。”[18]
由于唐生智部集中于河南中部,唐部反蒋,使进抵洛阳一线的南京方面左翼军就此被唐部分割,成为唐部与冯玉祥西北军挤压下的孤军,蒋对此极为担心:“甚恐唐逆以其主力由巩县攻我洛阳,以孙逆扼我临汝、自由归路。”[19]在致左翼军杨杰等将领的电文中竭力为此孤军打气:“此时前方各部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惟有诸兄团结一致,服从杨指挥官命令,不顾一切以排除万难。即至四面受敌,亦惟有同心一德,死中求生耳。”[20]蒋的这一弱点,其实也是唐生智可以争取突破的重要环节。
不过,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并无周密计划,尤其是石友三,本来就是因一时惊恐,匆忙举旗,根本无周密计划。因此,在南京空虚时,他却于浦口隔岸骚扰后退却至蚌埠间逡巡不进,明显没有与蒋一决高低的决心。唐、石公开反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态度各异。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与唐、石遥相呼应,但相隔太远,影响不大。韩复榘在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后,虽通电声援:“顷读唐、石两总指挥通电,爱党爱国爱民之旨,溢于楮墨,凡属袍泽,宜表同情。复榘惟有督率所部,本斯主张,一致进行,以期达到和平目的而已。”[21]但并未有进一步动作。尤其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联络冯玉祥部,更引起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乃至石友三的侧目,使其与唐保持距离,反而与蒋介石渐趋接近。
石友三在发动反蒋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调驻山东的陈调元南下,南北夹击石友三;一面派驻徐州的马福祥,以结拜弟兄身份出面,对石安抚、利诱。石在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之际,早早就开始动摇。发动事变后几天即“电张之江、李鸣钟来求赦免”[22]。12月8日,蒋介石在致何应钦电中颇有把握地表示:“石已悔过投诚,并与韩愿任灭唐使命,为将功赎罪之计,故以后专对唐逆较易为力也。”[23]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有把握,是因为当天他已接到石友三“请求恕谅”电文,蒋顺水推舟,“准其驻蚌,不撤其职”[24]。其后,双方频繁接触,13日,蒋介石密电杨杰:“韩、石派员来京,愿灭唐以自赎,中正允之。”[25]石友三方面的威胁由此基本化解。
石友三低头求饶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付唐生智。他一面令武汉守军全力防御,“勿稍犹豫”,在军事上全力防范唐生智的进攻[26];一面稳住孤悬敌后的杂牌军将领,给杨杰空运“中交钞票一百万元”[27],令其多分给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师。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使之在侧翼威胁唐生智。
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背党叛国,附逆有据”[28]罪名宣布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通缉拿办。同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令其与阎锡山交涉,设法接济前方被断绝联系的南京中央军部队,“一切由中央负责偿还”[29]。同时,赵戴文回到太原,代表蒋游说阎锡山,阎因唐起兵时未能如约拥护其为领袖,已认为唐言而无信,于是接受赵之劝说,助蒋反“改组派”反唐,表示与蒋“共同奋斗”[30]。此时,张学良经蒋派出的吴铁城活动,决定助蒋反唐。20日,阎张联合通电,指责“改组派”“乘机窃发,煽惑宣传,无所不至”,表示“拥护中央统一”[31]。蒋又以阎支配河南省政为条件,商定以韩复榘、马鸿逵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调刘峙部沿平汉线北上,阎派孙楚、杨爱源部分从河北、山西南下,合击唐军。由此蒋、阎、张关系迅速打通,尤其是阎锡山态度的改变,使全局形势迅速朝着有利蒋介石方向变化。因此,当唐生智掀起反蒋声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进退两难。
大局基本稳住后,南京方面组成讨逆军,对唐生智发起军事攻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武汉方面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进攻。18日,蒋通告阎锡山:“已通令豫西各部归兄节制指挥,务请兄即日进驻郑州,俾得军中有主,以慰军心。对韩、石亦另发一电,令其归兄节制。”[32]20日,开始对唐军发起总攻。
唐生智反蒋,基干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三师、门炳岳旅、安俊才旅等约十万人,“集结许(昌)、郾(城)间,其前进部队已占领黄山坡、确山、驻马店一带,有沿铁道线南下,直取武汉之企图”[33]。但是,唐生智初期行动“计划不臧,动作迟慢”[34],在豫南逡巡不进,使蒋介石获得从容布置的时间,当阎锡山表明态度后,唐立即陷入困境。
阎锡山态度转变后,原来与唐联名通电讨蒋的将领随即矢口否认,一些列名唐生智反蒋声明的“二、五两路军将领,如范石生、徐源泉、王金钰、王均、杨虎城等通电四方,声明被诬,一政【致】拥护中央”[35]。12月21日,石友三通电表示“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36]。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唐军陷入孤军作战。22日,晋军孙楚部进入郑州,向南压迫。与此同时,刘峙下达总攻击令,自南向北进攻的夏斗寅、蒋鼎文两师进入驻马店地区,位于郾城一带的唐军处于蒋、阎南北夹击之中。
12月下旬,经过激战,蒋军攻占遂平、汝南,阎军入河南进抵郑州。1930年1月1日,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乘风雪之夜袭击唐军供应站驻马店,唐生智虽率主力极力反攻,但因兵力不足,节节败退。4日,阎锡山在郑州就任讨逆军副总司令,晋军纷纷南下,唐部腹背受敌,更呈全线崩溃之势。同日,蒋介石致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逆部既经动摇,应即由诸兄率同所部全力出击,耐冻耐苦,奋勇歼敌,方能表示我革命军之精神,此其时也。万不可以雪厚难进,致使功亏一篑。”[37]第二路分左、右两纵队展开追击作战:“蒋军长鼎文指挥第一、第六、第九各师与右纵队向谭庄、郾城、新店方面追击。杨军长虎城指挥第七军为左纵队,向北舞渡方面追击。”[38]蒋军先后攻克郾城、新郑等地,“唐部精锐至此歼灭殆尽”[39]。9日,唐通电将所部交给刘兴负责,自己离开部队,随后化装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10日,蒋军攻占郾城。13日,刘兴率部缴械,听候改编。蒋介石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
7月23日至31日,参谋总长朱培德主持召开编遣会议筹备会。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在重创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蒋介石完全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仅用六天即告结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实施编遣奖惩条例》、《陆军编制原则》、《点验实施规则》、《安置编余官兵实施法》、《裁兵协会章程》等十六个文件,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压缩到七个至九个师,每师1.1万人,比原规定少两个至四个师。全国的军队编成的总数由原来现定的五十个师扩增到六十五个师,总人数由50多万增加到80万。编遣期内,军费为1300万元。会议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在郑州、汉口、长沙、南京、开封五处设置直属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分区办事处和经理分处,对冯、桂所属之河南、两湖、广西等部队实施改编,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入中央直辖分区改编。会议通过的《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这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增加,实力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力量被大大削弱。
8月6日,编遣委员会发布《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明确表态:“要把现有的部队大裁大减,这不是求治缓急的问题,简直是我们救死的问题。”[2]《宣言》列举了国内对编遣会议的种种疑虑和批评:其一,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政府有了充分的权威,中央决定的办法就能施行,若是政府权威不足,纵再三会议也无济于事;其二,现有的军队,至少当达200万人以上。应遣置者占60%,未免求治太急;其三,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若无准备,就想编遣,把数万冗官、百万冗兵悉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其四,编遣实施会议只注重集团势力均衡,不注重部队素质,蹈了国际缩军的覆辙。对国内这些疑虑和批评,《宣言》一一作出批驳,关于政府权威问题,强调:“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现行政制最高之原则,亦即本党组织唯一之生命。”关于求治太急问题,指出即使按照裁减的兵员数额和军费开支也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率,“竭我们的国力,只能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皆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毫无能力”。关于裁兵安置问题,认为:“照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关于集团势力问题,《宣言》辩解编遣“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相质剂,尚无不得其平之虞。况一经编成之后,皆直辖于中央,更不必怀挟集团成见”[3]。《宣言》对批评意见的列举和反驳,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编遣问题上的是非纠葛,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实施者也有实施者的道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诉诸武力外,很难相信当事各方能作出其他的选择。何况武力解决本就是蒋介石心仪的方案,1929年,当幕僚向他建议“于此半年至一年之间,专与反动派奋斗,然后再谈建设”时,蒋介石极为欣赏:“引为知己,先获我心。”[4]
1929年年中的编遣会议,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在编遣上施以雷霆之势,不仅使冯玉祥、阎锡山等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首领深感威胁,还使一批不属于蒋介石亲信的高中级军事将领人心惶惶。这一时期,各地有高中级将领多次举起叛旗,令蒋应接不暇,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唐生智、石友三及张发奎的反蒋事件。
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到蒋一方。唐生智在蒋、桂战争期间协助蒋分化桂系在华北的部队后,被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又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度享有尊荣地位。石友三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虽然因为利益关系,唐、石与蒋结合,但蒋介石和唐生智等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利用,不是真正的合作。8月编遣会议后,南京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趋向愈益明显,使唐、石等痛感自身出路渺茫,不甘坐以待毙,唐生智、石友三最终起而反蒋和这一背景直接相关。正如冯玉祥所言:“唐生智、陈调元、刘镇华等反对,表面是反对三全大会,实则因为编遣以后,总指挥、军长名义全行取消,军人又不准兼省委。”[5]
唐生智的政治倾向本为拥汪反蒋,北伐期间,其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嫌隙,两人难有交集。蒋、桂战争中,为对付桂系,蒋起用唐生智,唐也借此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步步打击,更使唐生智为之自危。1929年7月,冯玉祥日记提到:“唐现已觉悟,两次派代表来,均甚诚恳。”[6]唐生智的反蒋之路有迹可循。
1929年10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名义,积极策动各地的反蒋运动。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至第八路军总司令。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鼓舞,唐生智积极联系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唐与阎且达成协议,推阎为首领,阎为唐提供50万元军费,唐先发动,阎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投蒋叛冯是为得到蒋许诺之金钱和安徽省主席的高官。1929年10月16日,为在对冯战争中争取石友三、韩复榘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11月24日,蒋介石亲到安庆出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两广地区反蒋力量实现大联合,汪精卫与黄绍竑于11月在香港晤面,捐弃前嫌,约定张发奎部与桂系联合,共同抗击陈济棠的粤军。随后,黄绍竑与白崇禧、李宗仁相继潜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李宗仁自兼第八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两军会合,向广东发起反攻。
为支援粤军陈济棠部,11月2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协助指挥对桂战事,派第三、第八师南下,声援粤军。同时,趁出席石友三就职典礼之机,动员石部南下应援广东。万耀煌回忆,蒋介石“想选派一能战的部队守广州,使守广州的第八路得能出击广西。熊式辉建议派石友三部一师去广州,说石部可守能战。石友三也自告奋勇,愿全军南下”[7]。蒋介石动员石部南下之举看起来获得成功,蒋介石在致唐生智电中称:“中刻抵安庆,晤石汉章,愿率全部援粤,中已照准。两粤得此劲旅,当不足平矣。前方诸事,请兄以敏慎断行,不必顾虑一切也。”[8]同时蒋又致电宋子文,令其“速雇外国公司海船十二艘到浦口待运”[9]。
蒋介石令石部南下,虽不无分割石与韩复榘部联系,以消除其隐患的目的,但广东军事紧张确是事实,在南京空虚情况下,更不可能如某些回忆所言欲在浦口解决石部。对石友三而言,蒋甫任其为安徽省主席即调其南下,使其不能不怀疑蒋是否真有予以皖省的诚心,而南下长途跋涉,更难防蒋包藏祸心。因此,南下的动议,不能不引起石友三的疑虑。加之当石部按照命令于浦口集中分乘木船经沪转换大轮赴粤时,“改组派乘机造谣,说上船后将被解散,石听了后很起疑心。恰巧蒋总司令又在此时打来电话催促石部赶快登船,石更害怕起来”[10]。仓皇之下,石友三决定揭旗反蒋,密电约唐起兵,以石部从浦口攻南京,唐部由郑州南取武汉,协同反蒋。
1929年12月2日,石部于浦口起兵炮击南京,通电公布蒋之罪状,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11]。3日,于滁县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宣称要“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12]。17日,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
蒋介石拉拢唐、石,本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搞垮桂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对投靠他的唐、石,并没有予以充分信任。但石友三、唐生智迅速举起反蒋大旗,仍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其意外。11月18日,在击败冯玉祥西北军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唐生智还大加赞赏:“孟潇来见,精神甚佳,彼此欢慰特甚。勇智兼备之将少有也,而复能忠心于党,诚难得也。”[13]而石友三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浦口发动兵变,更使南京为之震动。
当石友三宣布反蒋时,蒋介石既担心石友三趁南京空虚,直捣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又担心曾与石同进退的韩复榘继起跟进,皖、鲁同声相应,威胁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此时,他还在冀望驻河南的唐生智部能协助平定叛乱。12月3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杨杰:“此时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马必中立,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唯一活着。故已电孟潇,如能照办,请兄等力助之。”[14]4日,再电杨杰,强调:“当此生死攸关之际,对唐总指挥更须绝对服从,以一事权。”[15]殊不料,此时唐生智反蒋已在紧锣密鼓酝酿。3日,唐生智与刘文辉等联名通电,竭力推崇汪精卫、张发奎。5日,在郑州召集各机关团体集会,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包括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呼吁汪、蒋、阎合作;指责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把持中央,致蒋掩其所长,现其所短;为张发奎评功摆好;所部放弃南京方面颁予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一切非法党部,一律解散[16]。同日,唐又发出“歌电”,声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在郑州行营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当唐生智反蒋已经表面化时,蒋介石还在对唐作最后努力,亲电唐生智:“此时我前方将士,惟有以至信互助、共同生死、绝对服从之精神,方得死中求生,完成使命,不可为反动派谣言所挑拨。”[17]
石友三、唐生智携手反蒋,加上韩复榘蠢蠢欲动,鲁、豫、皖联成一线,对南京国民政府安危形成巨大威胁。12月3日,蒋介石一面在对唐生智做着最后的争取,一面召集军政大员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石友三、唐生智的对策。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派赵戴文回山西、吴铁城至东北,分别活动阎锡山、张学良,争取阎、张反对“改组派”;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部牵制,只派追兵,不予重点攻击;对唐部立即调集主力,全力进行歼击。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唐逆生智电,叛变之迹显露,其目的在要求和平让出武汉,并以空言恫吓,虚张声势,幸有防备也。如此石逆友三必来攻京,广东尚未决战,处置似难而实较易。我必固守京、汉二据点,并以长江运输之便,不患失守。至其他各处之变故与失地,则置不问。人以为忧,吾反以此为乐也。”蒋特别提示:“益之态度暧昧,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也。”[18]
由于唐生智部集中于河南中部,唐部反蒋,使进抵洛阳一线的南京方面左翼军就此被唐部分割,成为唐部与冯玉祥西北军挤压下的孤军,蒋对此极为担心:“甚恐唐逆以其主力由巩县攻我洛阳,以孙逆扼我临汝、自由归路。”[19]在致左翼军杨杰等将领的电文中竭力为此孤军打气:“此时前方各部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惟有诸兄团结一致,服从杨指挥官命令,不顾一切以排除万难。即至四面受敌,亦惟有同心一德,死中求生耳。”[20]蒋的这一弱点,其实也是唐生智可以争取突破的重要环节。
不过,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并无周密计划,尤其是石友三,本来就是因一时惊恐,匆忙举旗,根本无周密计划。因此,在南京空虚时,他却于浦口隔岸骚扰后退却至蚌埠间逡巡不进,明显没有与蒋一决高低的决心。唐、石公开反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态度各异。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与唐、石遥相呼应,但相隔太远,影响不大。韩复榘在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后,虽通电声援:“顷读唐、石两总指挥通电,爱党爱国爱民之旨,溢于楮墨,凡属袍泽,宜表同情。复榘惟有督率所部,本斯主张,一致进行,以期达到和平目的而已。”[21]但并未有进一步动作。尤其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联络冯玉祥部,更引起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乃至石友三的侧目,使其与唐保持距离,反而与蒋介石渐趋接近。
石友三在发动反蒋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调驻山东的陈调元南下,南北夹击石友三;一面派驻徐州的马福祥,以结拜弟兄身份出面,对石安抚、利诱。石在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之际,早早就开始动摇。发动事变后几天即“电张之江、李鸣钟来求赦免”[22]。12月8日,蒋介石在致何应钦电中颇有把握地表示:“石已悔过投诚,并与韩愿任灭唐使命,为将功赎罪之计,故以后专对唐逆较易为力也。”[23]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有把握,是因为当天他已接到石友三“请求恕谅”电文,蒋顺水推舟,“准其驻蚌,不撤其职”[24]。其后,双方频繁接触,13日,蒋介石密电杨杰:“韩、石派员来京,愿灭唐以自赎,中正允之。”[25]石友三方面的威胁由此基本化解。
石友三低头求饶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付唐生智。他一面令武汉守军全力防御,“勿稍犹豫”,在军事上全力防范唐生智的进攻[26];一面稳住孤悬敌后的杂牌军将领,给杨杰空运“中交钞票一百万元”[27],令其多分给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师。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使之在侧翼威胁唐生智。
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背党叛国,附逆有据”[28]罪名宣布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通缉拿办。同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令其与阎锡山交涉,设法接济前方被断绝联系的南京中央军部队,“一切由中央负责偿还”[29]。同时,赵戴文回到太原,代表蒋游说阎锡山,阎因唐起兵时未能如约拥护其为领袖,已认为唐言而无信,于是接受赵之劝说,助蒋反“改组派”反唐,表示与蒋“共同奋斗”[30]。此时,张学良经蒋派出的吴铁城活动,决定助蒋反唐。20日,阎张联合通电,指责“改组派”“乘机窃发,煽惑宣传,无所不至”,表示“拥护中央统一”[31]。蒋又以阎支配河南省政为条件,商定以韩复榘、马鸿逵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调刘峙部沿平汉线北上,阎派孙楚、杨爱源部分从河北、山西南下,合击唐军。由此蒋、阎、张关系迅速打通,尤其是阎锡山态度的改变,使全局形势迅速朝着有利蒋介石方向变化。因此,当唐生智掀起反蒋声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进退两难。
大局基本稳住后,南京方面组成讨逆军,对唐生智发起军事攻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武汉方面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进攻。18日,蒋通告阎锡山:“已通令豫西各部归兄节制指挥,务请兄即日进驻郑州,俾得军中有主,以慰军心。对韩、石亦另发一电,令其归兄节制。”[32]20日,开始对唐军发起总攻。
唐生智反蒋,基干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三师、门炳岳旅、安俊才旅等约十万人,“集结许(昌)、郾(城)间,其前进部队已占领黄山坡、确山、驻马店一带,有沿铁道线南下,直取武汉之企图”[33]。但是,唐生智初期行动“计划不臧,动作迟慢”[34],在豫南逡巡不进,使蒋介石获得从容布置的时间,当阎锡山表明态度后,唐立即陷入困境。
阎锡山态度转变后,原来与唐联名通电讨蒋的将领随即矢口否认,一些列名唐生智反蒋声明的“二、五两路军将领,如范石生、徐源泉、王金钰、王均、杨虎城等通电四方,声明被诬,一政【致】拥护中央”[35]。12月21日,石友三通电表示“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36]。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唐军陷入孤军作战。22日,晋军孙楚部进入郑州,向南压迫。与此同时,刘峙下达总攻击令,自南向北进攻的夏斗寅、蒋鼎文两师进入驻马店地区,位于郾城一带的唐军处于蒋、阎南北夹击之中。
12月下旬,经过激战,蒋军攻占遂平、汝南,阎军入河南进抵郑州。1930年1月1日,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乘风雪之夜袭击唐军供应站驻马店,唐生智虽率主力极力反攻,但因兵力不足,节节败退。4日,阎锡山在郑州就任讨逆军副总司令,晋军纷纷南下,唐部腹背受敌,更呈全线崩溃之势。同日,蒋介石致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逆部既经动摇,应即由诸兄率同所部全力出击,耐冻耐苦,奋勇歼敌,方能表示我革命军之精神,此其时也。万不可以雪厚难进,致使功亏一篑。”[37]第二路分左、右两纵队展开追击作战:“蒋军长鼎文指挥第一、第六、第九各师与右纵队向谭庄、郾城、新店方面追击。杨军长虎城指挥第七军为左纵队,向北舞渡方面追击。”[38]蒋军先后攻克郾城、新郑等地,“唐部精锐至此歼灭殆尽”[39]。9日,唐通电将所部交给刘兴负责,自己离开部队,随后化装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10日,蒋军攻占郾城。13日,刘兴率部缴械,听候改编。蒋介石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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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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