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唐(生智)、蒋张(发奎)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西北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部遭严重损失,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南京政府实际控制区域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蒋介石麾下,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
蒋介石力量的空前增长,同时也使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不断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暂时避免了与蒋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终究要和蒋发生冲突,尤其是讨唐战争前后,双方的较量逐渐把阎推到了前台。
讨唐战争最后时刻,阎锡山大举出兵河南,加速了唐生智的溃败。不过,此时唐实际已经势穷力蹙,阎锡山趁此南下,不无欲借遵蒋讨唐之命名义,将善后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将河南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阎部南下后,唐生智随即于1930年1月7日晨向阎请降,而阎也“复电允许,并委任刘兴为第八军军长”[1]。对于阎的意图,蒋介石自是了然于胸,6日当阎锡山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时,他就致电刘峙告以:“阎之委韩,恐是驱韩,我军到郾城后,应观察局势,再定行止。”[2]对阎深具戒心。尤其是阎直接处置唐部的行为,更使蒋大为光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痛斥:“以封建思想与腐旧手段,以愚弄人心,阴谋党国,彼自以为能慷他人之慨以利一己,其和能成,然而险狠亦堪受矣。何党国不幸一至于此哉。”[3]8日,蒋回电阎锡山,表示:“对西北问题,请兄主持,惟对中央通缉之人,应另予处置也。”[4]实际是否定了阎处置唐部的权力。
对蒋介石的表态,阎锡山并未妥协。围绕着唐部的处置和河南的归属,蒋、阎间开始明争暗斗。9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唐生智已遵命引退为由,要求蒋令“前方军队,停止攻击”[5]。10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弟意唐一日不远离其队伍,其行踪一日不明,则未可一日疏防。”[6]再次拒绝了阎锡山停止进攻的要求。同日,在给刘镇华的电文中,蒋要刘劝告阎锡山:“积极肃清河南匪军,而调韩(复榘)主皖省,石(友三)驻皖北,雪亚(刘镇华字雪亚)主豫政……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遗患,适足自害以害人而已。”[7]而阎锡山则在讨唐结束后,以郑州绅商名义“挽留孙楚军队”[8]。河南的微妙形势,正如时人所言:“所堪注意者,勿宁谓为仍在中原。盖对唐之战虽告结束,而河南一省驻兵四十万,虽无问题亦即问题也。”[9]
由于双方冲突激化,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离开郑州。1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百川以号令不行,昨晚秘密离郑回晋矣。”[10]阎锡山撒手回晋,意味着蒋、阎双方此前复杂而又奇特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双方将进入激烈交锋时期。对阎锡山的态度,樊崧甫有段回忆,可资参考:“冯、唐既败,阎益孤立,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乘机怂恿阎起兵反蒋。日本军阀鉴于中国的统一,将不利于他的侵略,亦支持阎发动内战。阎觉得此时争取领袖的机会到了,在唐生智败退漯河时,即跃跃欲动。因唐部解决得很快,才停顿少时,但仍信使四出,拉拢各方,准备及时行动。”[11]
在蒋、阎矛盾激化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元气仍在,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更担心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软禁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蒋挟冯自重,对冯则声言共同反蒋。蒋、冯对阎锡山欲借此控制西北的意图都非常清楚,心中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逐渐尖锐。冯玉祥意识到其一心致力的联合反蒋已到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为促使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冯玉祥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钟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号,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面见何应钦,表达联合南京对付阎锡山的意图。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谋划合作倒阎。接获上述消息后,阎锡山十分紧张,担心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不得不向冯寻求联合,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2月2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13]
冯、阎携手之势已成时,蒋介石才发现上当,在1930年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畅卿(杨永泰字畅卿)来谈冯阎合作之经过:冯恨阎之失约,乃派陈某又来投蒋也。余拟发宣言,西北部队令诚心服从阎之节制,不必再思为人利用……屏蔽西北,政府决无其他之人可以信任,而其他之人应知政府主旨之所在,不可妄思挑拨之术,以乱党国。”“中央力求休养生息,安定国家,一意对外,如无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称兵作乱者,则中央量力之所及,以补助各省经济政治之发展。至其军队之多寡,则中央任其自决,不强加干涉也。”[14]蒋这一设想让步不可谓不大,只是对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有点来得太晚了。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同时,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惟阎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包括“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韩复榘部刘熙众,石友三部邓崇熙,四川代表王绍文以及刘桂堂部、刘珍年部、孙殿英部、万选才部、周凤歧部、任应岐部等。各大小派系的拥戴和催促对阎形成反蒋可为的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此前,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曾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举行宣誓仪式。蒋介石试图以阎锡山宣誓就职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但阎并不就范,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非有此健全的本身,不能图党国的发展,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15]词锋直指南京中央和蒋介石。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表示:“今日国家危状已达极点,革命成败与党国存亡应由我两人共负此责。弟与我兄如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16]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异动。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主张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宣传,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影射阎锡山挑拨离间,利用他人:“利用别人作工具,以谋一己之私利,此乃无赖之所为。”[17]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指出:“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只有“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18]。
阎锡山要蒋下野的复电,明显使其难堪,蒋在日记中的反应是:“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故自元年至十六年止,北京政府几无一不为其所倒。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19]12日,蒋介石发出复电,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并对阎锡山反唇相讥曰:“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20]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批驳蒋介石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说,强调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阎进而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21]阎锡山的复电直戳蒋介石的痛处,令蒋十分恼怒,在日记中矢言“不再复其电”[22]。14日,蒋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用舍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议以变更决议,违反法令”[23]。15日,双方笔战升级,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电阎指责其名曰止乱,“何异造乱”[24]。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为蒋帮凶。
为清除阎锡山电报对军队的影响,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高举中央旗号,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25]18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像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26]。
2月19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27]。
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不再复其电”的誓言,再次上阵。22日,蒋亲电阎锡山强硬表示,阎逼其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正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声言如有反抗中央者,他本人定当“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28]。24日,阎锡山复蒋电,口气同样强硬,强调:“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电文直指蒋介石的痛处,指出:三全大会代表四百○六人,纯粹选出者只有七十三人,其他均为指定或圈定,“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决议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29]。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嘲讽其“不知有党者,而高谈党之主体”[30]。话已至此,双方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蒋介石力量的空前增长,同时也使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不断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暂时避免了与蒋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终究要和蒋发生冲突,尤其是讨唐战争前后,双方的较量逐渐把阎推到了前台。
讨唐战争最后时刻,阎锡山大举出兵河南,加速了唐生智的溃败。不过,此时唐实际已经势穷力蹙,阎锡山趁此南下,不无欲借遵蒋讨唐之命名义,将善后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将河南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阎部南下后,唐生智随即于1930年1月7日晨向阎请降,而阎也“复电允许,并委任刘兴为第八军军长”[1]。对于阎的意图,蒋介石自是了然于胸,6日当阎锡山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前敌总指挥时,他就致电刘峙告以:“阎之委韩,恐是驱韩,我军到郾城后,应观察局势,再定行止。”[2]对阎深具戒心。尤其是阎直接处置唐部的行为,更使蒋大为光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痛斥:“以封建思想与腐旧手段,以愚弄人心,阴谋党国,彼自以为能慷他人之慨以利一己,其和能成,然而险狠亦堪受矣。何党国不幸一至于此哉。”[3]8日,蒋回电阎锡山,表示:“对西北问题,请兄主持,惟对中央通缉之人,应另予处置也。”[4]实际是否定了阎处置唐部的权力。
对蒋介石的表态,阎锡山并未妥协。围绕着唐部的处置和河南的归属,蒋、阎间开始明争暗斗。9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唐生智已遵命引退为由,要求蒋令“前方军队,停止攻击”[5]。10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弟意唐一日不远离其队伍,其行踪一日不明,则未可一日疏防。”[6]再次拒绝了阎锡山停止进攻的要求。同日,在给刘镇华的电文中,蒋要刘劝告阎锡山:“积极肃清河南匪军,而调韩(复榘)主皖省,石(友三)驻皖北,雪亚(刘镇华字雪亚)主豫政……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遗患,适足自害以害人而已。”[7]而阎锡山则在讨唐结束后,以郑州绅商名义“挽留孙楚军队”[8]。河南的微妙形势,正如时人所言:“所堪注意者,勿宁谓为仍在中原。盖对唐之战虽告结束,而河南一省驻兵四十万,虽无问题亦即问题也。”[9]
由于双方冲突激化,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离开郑州。1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百川以号令不行,昨晚秘密离郑回晋矣。”[10]阎锡山撒手回晋,意味着蒋、阎双方此前复杂而又奇特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双方将进入激烈交锋时期。对阎锡山的态度,樊崧甫有段回忆,可资参考:“冯、唐既败,阎益孤立,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乘机怂恿阎起兵反蒋。日本军阀鉴于中国的统一,将不利于他的侵略,亦支持阎发动内战。阎觉得此时争取领袖的机会到了,在唐生智败退漯河时,即跃跃欲动。因唐部解决得很快,才停顿少时,但仍信使四出,拉拢各方,准备及时行动。”[11]
在蒋、阎矛盾激化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元气仍在,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更担心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软禁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蒋挟冯自重,对冯则声言共同反蒋。蒋、冯对阎锡山欲借此控制西北的意图都非常清楚,心中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逐渐尖锐。冯玉祥意识到其一心致力的联合反蒋已到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为促使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冯玉祥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钟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号,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面见何应钦,表达联合南京对付阎锡山的意图。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谋划合作倒阎。接获上述消息后,阎锡山十分紧张,担心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不得不向冯寻求联合,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2月2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13]
冯、阎携手之势已成时,蒋介石才发现上当,在1930年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畅卿(杨永泰字畅卿)来谈冯阎合作之经过:冯恨阎之失约,乃派陈某又来投蒋也。余拟发宣言,西北部队令诚心服从阎之节制,不必再思为人利用……屏蔽西北,政府决无其他之人可以信任,而其他之人应知政府主旨之所在,不可妄思挑拨之术,以乱党国。”“中央力求休养生息,安定国家,一意对外,如无破坏统一,背叛党国,称兵作乱者,则中央量力之所及,以补助各省经济政治之发展。至其军队之多寡,则中央任其自决,不强加干涉也。”[14]蒋这一设想让步不可谓不大,只是对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有点来得太晚了。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同时,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惟阎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包括“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韩复榘部刘熙众,石友三部邓崇熙,四川代表王绍文以及刘桂堂部、刘珍年部、孙殿英部、万选才部、周凤歧部、任应岐部等。各大小派系的拥戴和催促对阎形成反蒋可为的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此前,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曾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举行宣誓仪式。蒋介石试图以阎锡山宣誓就职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但阎并不就范,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非有此健全的本身,不能图党国的发展,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15]词锋直指南京中央和蒋介石。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表示:“今日国家危状已达极点,革命成败与党国存亡应由我两人共负此责。弟与我兄如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16]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异动。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主张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宣传,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影射阎锡山挑拨离间,利用他人:“利用别人作工具,以谋一己之私利,此乃无赖之所为。”[17]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指出:“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只有“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18]。
阎锡山要蒋下野的复电,明显使其难堪,蒋在日记中的反应是:“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故自元年至十六年止,北京政府几无一不为其所倒。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19]12日,蒋介石发出复电,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并对阎锡山反唇相讥曰:“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20]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批驳蒋介石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说,强调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阎进而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21]阎锡山的复电直戳蒋介石的痛处,令蒋十分恼怒,在日记中矢言“不再复其电”[22]。14日,蒋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用舍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议以变更决议,违反法令”[23]。15日,双方笔战升级,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电阎指责其名曰止乱,“何异造乱”[24]。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为蒋帮凶。
为清除阎锡山电报对军队的影响,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高举中央旗号,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25]18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像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26]。
2月19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27]。
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使蒋介石不能不放弃“不再复其电”的誓言,再次上阵。22日,蒋亲电阎锡山强硬表示,阎逼其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正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声言如有反抗中央者,他本人定当“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28]。24日,阎锡山复蒋电,口气同样强硬,强调:“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电文直指蒋介石的痛处,指出:三全大会代表四百○六人,纯粹选出者只有七十三人,其他均为指定或圈定,“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决议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29]。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嘲讽其“不知有党者,而高谈党之主体”[30]。话已至此,双方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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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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