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武装革命

        1927年国民党武力反共后,中共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共和国民党开始长时期的武装对立。此时,国民党虽然逐渐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旗帜之下,但其内部仍然派系林立,扰攘不宁,纷争不断。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又开始“二次北伐”,对南方各省控制力度严重不足,这给中共继续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空间。1928年,中共继续在全国各地领导开展武装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横两县的年关暴动,数日内,起义区域达百余里,组成土地革命军,开始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在湘南中共党组织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结合发动湘南年关暴动,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三个月之久。
        1927年年底、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开始在洪湖和湘鄂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三四月,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契的斗争。1928年春,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龙岩、永定的农民起义,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1928年至1929年各地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一是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和会党武装,一是受中共影响的原国民革命军力量,后者又是中共领导的起义武装的主力。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后来存续下来的武装力量,多来自于此。1928年至1929年中最具影响的两次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都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发动的,两次起义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分别催生了红三军团和红七军,代表了中共领导开展武装革命的重要模式。
        湖南平江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的活跃地区,中共在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派系在这里激烈角逐,政权统治极不稳定,加之土劣猖獗,常常“巧立名目,如协进善后等会名称,藉端敛款”^[1],民众革命情绪高涨,“把他们的农会解散了,个个都愤愤不平”^[2],为中共生存、发展提供了良机。1928年前后,中共在这里领导举行了几次暴动,并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其中1928年3月“扑城”斗争,参加农民达到20万人。6月,湖南省当局调独立第五师进驻平江地区进行“清乡”。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1928年春已秘密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团长彭德怀于4月加入中共。他们利用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与南京中央的矛盾,培植中共革命力量。7月中旬,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到平江,与第一团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的指示。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为中共党员,电令逮捕。彭德怀、滕代远获悉后,立即召集第一团的中共党员研究对策,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县城举行起义,攻占独立第五师师部、平江县政府、警察局、监狱等处,占领平江城。据国民党方面报告,起义部队夺取“清乡队及挨户团团枪五百余枝,子弹、军装、武器无数,其他捣毁净尽,放出狱囚二百余名……是晚召集各乡匪首及城中共党,成立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执行委会,改换红军旗帜,散发传单,鼓吹工农暴动”^[3]。
        平江起义成功后,立即“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4],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全军共两千五百余人。当时,红五军决定,利用平江周围有利地形作战,争取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团后,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发展,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底,湖南省当局调集八个团兵力向平江城进攻,红五军主动退出平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8月,因部队减员较大,将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10月,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大队。11月初,根据红五军军委决定,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挺进,12月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和平江起义一样,百色起义也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领导开展的,而且其触及层级更高,直接利用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等战败,失去广西控制权,俞作柏、李明瑞在蒋介石支持下,取得广西政权。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并未采取对蒋一边倒的政策,从其本身思想和抵制蒋介石对广西控制等多重目标出发,积极与中共联络,大量引进中共党人,接纳中共干部到其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人到广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对于中共和俞、李这一时期的接触,后来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批评中共中央“对俞作柏有过幻想”,谈到:“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能否接受他入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5]其实,中共中央当时的想法并非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利用乃至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中共也有利而无害,远东局的批评倒是暴露出其对中国事务的隔膜,尤其对国民革命中形成的国共间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缺乏了解。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事变,但蒋介石很快联合广东陈济棠展开镇压,俞、李反蒋失败。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骚动,中共决定趁此打出自己的旗帜。10月中旬,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分别率中共影响下的武装开往百色地区。22日,邓小平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28日,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拉开百色起义的序幕。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同日,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十人任委员。百色起义与其他很多起义不同,它是在国民党内部激烈内斗和派系分化中应运而生,起义过程中没有激烈的武装斗争场面,开创了中共领导武装起义的一种全新模式。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又在广西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3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11月,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此时,右江根据地生存也十分艰难,邓小平报告,在右江的最后三个多月,“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6]。11月,红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
        总计从1927年秋至1929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达一百多次。这些起义扩大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生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这些都为中共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中共在各地发动组织武装起义最初的目标是进攻城市,但都先后遭到失败,剩下来的武装自觉不自觉地开赴农村,以求继续保存力量。这其中,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最为引人注目。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为避开强大对手的攻击,辗转到达井冈山后,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和各级政权。1927年11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共产党的县委,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势力大增。在和湘、赣两省军阀的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5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民主政府。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由湘鄂赣地区到达井冈山。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具规模。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地地方政权而言,能够在城市中心地区击退红军,维持自身的安全,虽然就力量对比言,实为理所当然,但已足够使他们松一口气。中共退向农村,本为被迫之举,却意外而又情理之中地获得生存发展的良机。井冈山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揭开了中共农村割据展开革命的序幕,也使南京方面不得不面对中共绝境逢生的现实。国民党方面发现,江西红军形成彭德怀部,朱德、毛泽东部,方志敏、邵式平部“潜通声气,相为犄角”的局面,“致使各地内成空虚,每遭匪乘。地方团队既无组织,少数军警更为所劫,且时人多以寻常股匪目之,殊少注意,初不知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也”^[7]。从1928年1月开始,湘赣两省驻军对井冈山反复进行多次“进剿”、“会剿”,均无功而返。5月,杨如轩报告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要求“赣省兵力必有两师,湘军亦须两三师”^[8],以集中部队对红军展开追剿堵截,此时,国民党“二次北伐”尚在进行,南京方面尚无法向江西大规模增兵。6月6日,鉴于北伐军事已基本结束,朱培德致电蒋介石,报告中共在江西迅速发展,“各地纷纷请兵,省中已无兵可派”,要求从北伐部队中“准予抽调一部回赣”,对付中共武装^[9]。9日,蒋回电朱培德,同意其“将第三军陆续撤回江西”^[10]。随后,国民党军队集中湘赣两省十个团兵力分头出动,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
        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集中十八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会剿”。8月13日国民党军队趁红军大队离开时进攻井冈山,红军不足一营的部队凭险据守,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赣军因红军大队迫近遂川,急忙回师救援,湘军见赣军退走,也纷纷后撤,红军趁机反攻,三战三捷,湘赣省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再告失败。湘赣省军“会剿”的失败,和两省军队的相互猜忌、保存实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国民党军队军纪的败坏也有损于其战斗力的发挥,刘峙在电文中汇报他从江西同乡那里得到的报告:“人民就近请求当地驻军前往捕剿,驻军竟向人民勒索开拔费,始允开拔,及费到手,则暗中通报共匪,令其远飏。到远地方后,又勒人民供应给养,循环需索,故兵来则匪去,兵去则匪之报复较前尤烈。”^[11]
        11月,蒋介石连续电令湘、赣两省对红军实施大规模“会剿”,组织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何键在前线代理总指挥,调集两省军队八个旅二十五团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展开第三次“会剿”,企望“压迫该匪以井冈山、大小五井而歼灭之”^[12]。红四、五军及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插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国民党方面报告:“朱毛股匪乘我会剿各军尚未集中完毕,即由井冈山匪巢沿湘赣边境窜至遂川西南。”^[13]随后,主力红军转战闽赣边。井冈山留守部队由于力量过于薄弱,被迫放弃井冈山,彭德怀率留守部队向赣南方向游击,寻找红军主力会合。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后,展开凶狠报复,金汉鼎甚至提出“将井冈山人民一律勒令出境”,对此,南京中央政府也无法同意,回复中认为其“过于操切”^[14]。
        红军主力南下赣南、闽西后,迅速在此建立根据地。随着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兵力抽调他省,赣南兵力更为薄弱,当时报章记载:“本省驻军第七及第十二两师,刻正忙于讨桂,在赣南者仅十五旅刘士毅部而已,朱毛乘此机会,由瑞金向西侵入于都……声势较前尤为浩大。”^[15]中共在瑞金、兴国、宁都、于都、长汀、永定、龙岩等地都建立了红色政权,金汉鼎报告,红军活动于赣闽之间,“声势更大”^[16],“职以五团兵力负责赣西南匪共充斥之区,有进剿之兵,即无堵截之兵,任重材轻,时用兢兢”^[17]。金之报告虽不无为己卸责之意,却道出了红军迅速发展这一事实。
        朱德、毛泽东率红军进军赣南、闽西,是其后来不断取得发展壮大的关键性抉择。江西、福建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以江西为例,1933年底,江西邻近省会南昌的丰城、清江两县分别只有国民党员250人、210人,国民党党务工作“无进展,甚至已陷停顿状态”^[18];而同年省会南昌的调查,国民党员也由20世纪20年代末的2000多人减少到600来人,且“没有方法能把这几百个党员团结组织起来”^[19]。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0]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对中共以赣南作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陈诚曾有很精当的分析:“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第三因为人口稀少……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踞】?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21]
        中共在赣南闽西的壮大,形成所谓“汀、连、杭各属赤焰遍地,交通断绝”^[22]的局面,终于使蒋介石再无法坐视不顾。1929年年中,对桂战争基本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加紧对中共部队的“进剿”。6月,电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23]。7月,任命金汉鼎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指挥^[24],集结赣、闽、粤三省军队向闽西地区发动“会剿”。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压迫下,“会剿”初期红军一度遭遇挫折,但红军及时调整战术,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游击突袭战法,伺机打击对手薄弱部位。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到9月再次打破国民党的“会剿”,收复龙岩,占领上杭。
        国民党军队屡战无功,当时曾有分析道出几点原因,颇称精当:“A、因循不追,怀保全实力之私心,使赤匪得苟延残喘,日事扩充。B、不顾全局。为湘省之匪,驱入赣境,湘军即不再前进,作为匪已逃匿无踪,以粉饰太平;反之,江西亦如此,闽、粤亦如此。赤匪因得此剿彼窜,终难肃清。C、不能合作。同在一省以内之军队,因派别、籍贯之不同,而不能合作,甚且排除异己,以巩固自身位置。D、指挥不统一。职位相等,甲部军队乙无权指挥,致不能收指臂之效,故军队虽多而无用。”^[25]
        除此之外,红军屡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策策略赢得群众的支持息息相关。金汉鼎发现,闽西群众心向中共,以致国民党方面“侦探宣传员无法接近匪区探取匪情”^[26]。为与中共对抗,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中共进行政治争夺。金汉鼎在有关报告中对“剿共”军事作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共逆匪众具有相当组织,所持谬说有时亦能麻醉一般意识薄弱之群众,且匪党于乡村组织尤为严密,使民众之被胁从者欲自拔而无由,故恃单纯兵力以剿共,所得结果,仅能消灭有形之共匪,而共匪在乡村之潜势力,仍日益滋长,表面上似为剿共之成功,而实际确未著何效果。汉鼎有鉴于此,意以为剿共工作除军事力量外,一方面应赖党的力量,使三民主义的宣传深入乡村,以打破共匪种种谬说,唤醒被麻醉胁从之群众,同时用以分化共匪之内部而懈怠其团结,另一方面应以政治设施严厉清乡而消灭共匪在乡村之组织,同时扶植民众自卫力量用御共匪之压迫,如是以党政军民全力活动,共匪将无隙可乘。”^[27]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编遣委员会名义颁布《国军剿匪暂行条例》,针对红军往往利用省际边区政权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求取发展的状况指出:“悍匪往往麇集两省边境之处,难免此剿彼窜,各区必须协同办理或施行会剿,如有必要时并得由本会临时特派专员督剿之。”^[28]此后,国民党方面作出一些收揽民心、笼络群众的动作,尤其对军队的扰民行为进行整顿,力图挽回民心,不过由于其政权控制力和组织力的薄弱,又缺乏有效地争取民众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基础,努力实际效果仍然有限。
        1929年末,国民党内部再起争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揭旗反蒋,紧接着又是中原大战,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鞭长莫及。在此前后,红军迅速壮大,彭德怀率一部在莲花、永新、遂川、万安等地活动;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一部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黄公略等一部在赣西北占据着铜鼓、万载、修水、平江、浏阳等县边境;袁文才等一部在赣西占据着永新、宁冈、遂川等地;段月泉、李韶九、胡竹笙等部占据着吉水、永丰、南丰、乐安间之地区。力量最强的是朱德、毛泽东部,活跃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八攻吉安、五打赣州,对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形成重大冲击。
        1930年春,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安远、寻乌等县的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到1930年下半年,赣南闽西红色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29]。这一时期红军的壮大发展状况,可以从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辞职电文中一见端倪:“职自受命入赣,已逾两年。原冀竭其驽骀,荡涤冗秽,无如变乱迭作,征伐频繁,剿匪计划,无由实施,防军远征,匪势转炽,事违初愿,治丝益棼。”^[30]
        随着根据地的稳固发展,红军也不断壮大。1930年初,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在赣西南建立。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红十二军。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迅速壮大,使之获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到:“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31]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32]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33]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除中央苏区外,各地其他起义部队也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得到不断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三个军,近十万人,枪约六万多支,开辟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十多个省。其中主要有:贺龙、周逸群等建立的湘鄂西苏区;潘忠汝、吴光治和徐向前等建立的鄂豫皖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等建立的湘鄂赣苏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开辟的闽浙赣苏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开辟的左右江苏区。此外,在广东的海陆丰和海南岛,川东的宣汉、达县地区,江苏的如皋、南通、泰兴地区,也都建立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发展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