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的召开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

        由于共产国际及中共党内理论准备和经验的不足,在武装革命开展同时,“左”的情绪也在发酵。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判断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高涨,要求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由此,“左”倾盲动错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中共党内的强烈批评和责难,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因此,到次年4月以后即基本结束。
        为总结经验,确定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路线,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问题、军事问题、民族问题等十五个决议案。大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大目标。大会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中共在当时的策略方针应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而不是进攻。
        适应中共广泛发动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形势,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大会十分重视军事工作,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1]。布哈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特别谈到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问题:“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则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连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2]布哈林的发言,代表了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看法,在后来的具体指导中,这种看法常常会体现出来。
        中共“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为总书记,李立三为中央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为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事部长),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等七人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乘国民党内部分裂和混战之机,中共武装革命顺利发展。1930年国民党内发生蒋与阎、冯、李之间的中原大战,形势一时显得对中共发展空前有利,同时也催生了中共党内的急性病。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以冒险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层。李立三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因此,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而是要准备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号召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冒险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地方的城市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了艰苦发展起来的有限力量,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
        在农村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等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结合对全国总形势的认识、判断,逐渐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着优势,农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而列强在中国所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又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使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着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大革命播下的种子,为建立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解决,而且日益发展,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主观条件。
        在上述两篇著作中,毛泽东还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3]。江西、福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而江西自身的条件又使争取江西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江西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4]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将中共发展放到全国政治、军事和社会环境中予以衡量,注意到力量对比这样非常现实而又不可忽略的关键环节,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考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之所以能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并在中共党内成功崛起的重要因素。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又进一步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5]是正确的。政权发展应该波浪式地向前扩大,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初步解决了局部政权与全国政权的关系等攸关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中共的农村割据发展道路作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其对中共革命乃至民国历史的影响,可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