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全国各地群雄并起,对垒各方错综复杂,一片混乱。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在此背景下,作出形势有利于己的判断,希望加速扩大根据地,攻打大中城市,将革命推向夺取政权的高潮。在此形势下,革命力量最为发展的湘赣地区红军,被要求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与南昌,湘赣两省红军的行动,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核心部队纷纷北调,湘鄂赣地区防御力量薄弱。彭德怀回忆:“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1]5月下旬,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6月初曾占领长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虽于7月初将桂张联军逼回广西,但主力被迫布置于湘桂边界,长沙防御力量薄弱。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声言攻打武昌。蒋介石被迫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随之决定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当日晚九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开琏报告,当时“所有讨逆各师,远在桂境及洪宝常澧一带,一时调援不及”[2]。省主席何键在随后的报告中称,因“众寡悬殊,四面均被围困”,长沙不守,其本人“冒弹出西门渡河转道鄂西”,“暂退湘西待罪”[3]。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虽然国民党方面事后在战史中对此轻描淡写,称:“至七月下旬,湘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应付世局,巩固边防计,远出湘南,亲自指挥,留长部队,因亦甚薄。彭、黄两匪,遂认为有隙可乘,由平、浏疾趋长沙施行猛袭,单薄防军,自难抵御。”[4]但省城被占,仍然震惊中外,被红军作为攻打目标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5]。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要求“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6]。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5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海军在江面助战,“外舰……亦仗义协助”[7]。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军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长沙之役,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对扩大红军影响意义重大,不过,这一战役实现于国民党方面内部混战引起的混乱中,并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经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的程度。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前后,江西方面红军一直在为是否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举棋不定,以致李立三批评道:“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8]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刚刚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发表通电,宣称将“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9]。此时,由于国民党内混战正酣,驻赣第九路军第十二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外调加入对张桂联军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南昌相当空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召集“商会主席团秘密紧急会议,并宣布朱、毛又近吉安,嘱立筹二万元,备制电网,防御省垣”[10]。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已改编为红一军团的江西红军越过吉安,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7日进抵南昌附近的高安、上高地区。南昌守军龟缩城内,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朱德、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队准备固守的状况,没有贸然进攻南昌,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反映:“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1]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
8月下旬,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西进湘赣边境,向红三军团靠拢。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两军相向开进,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9日,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国民党军队吸取上一次长沙不守的教训,在长沙及其近郊地区加强守备,一共配置六个师、一个旅兵力,准备“待匪至而聚歼之”[12]。红军连续发动对长沙的两次总攻击,均未能突破守军阵地,阵地前“死如山积,血溅尘沙”[13],红军自身遭受重大损失,仅一军团伤亡“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14]。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下决心从长沙撤围,部队回到江西。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4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占领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再起攻打南昌、九江的声音,毛泽东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14日,红军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15]10月下旬,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南京方面部队大批南下,并源源向赣鄂湘方向开动,准备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获悉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即在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出发,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间转移到回旋余地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军和苏区的日益发展扩大及在湘赣地区掀起的巨大波澜,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震惊和不安。1930年8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的方法,其中,江西省党部代表呈送的提案,提出从政治民生上改进自身办法六条:“一、严惩贪污土劣及遇匪潜逃之官吏,委派有政治经验能为本党奋斗者,担任各县县长。二、匪共肃清之后,应限期严格清查户口,办理联结。三、招集灾民从事建筑道路、开水利,以收寓赈于工之利。四、创办小规模工厂,救济失业工人。五、厉行合作社之推广,以活动农村经济。六、厉行减租运动。”[16]10月10日,中原大战已稳操胜券,蒋介石发表纪念“双十节”的《告父老文》,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划定区域,责令分区,各负全责”,按“整个会剿计划,务使歼灭根株”,“自军事告终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17]。中旬,蒋介石分别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为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为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胡祖玉为赣北“剿匪”司令,朱绍良为福建“剿匪”司令,并提出“剿匪”以赣南为重点。
10月底,奉调国民党军队纷纷入赣,共调集十一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并派定三个航空队,随时准备助战。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上要求确定剿共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并规定:“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18]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湘、鄂、赣、豫等省“乡民”,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19]。12月2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指示:“各路军希督促其如期急进,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先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20]根据蒋的命令,鲁涤平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罗霖、谭道源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对红军发动总攻击,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红军采取后退化解策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过早决战。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吉安、永丰、宜黄、乐安等地,稳住南昌等大城市的防御。事实上,由此开始,由于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南京中央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开始了对红军的全面攻击,红军蓬勃发展势头受到遏制,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围剿”和反“围剿”时期。
12月7日,蒋介石赶到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举行“剿共”会议,把“剿共”列为中原大战后的第一要务。蒋介石认为:赣南是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26日,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出动三路部队,除鲁涤平第九路军外,包括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他给实际出动的四万多部队制定的战略是“分进合击”,要求“以根绝各匪之目的,决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匪巢包围而聚歼之”[21]。蒋介石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有所耳闻,他的如意算盘是,各路追击包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使红军无可游击之地,从而分头追击,合围聚歼。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显然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看来,江西红军不过是个“地方事件”[22]。长沙被打下后他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23]因此,这一时期,他多次声称要在一两个月内解决红军,对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缺乏一个客观的估计。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发动后,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节节阻击,消耗、疲惫对手,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12月16日,鲁涤平发出总进攻命令,限各师20日开始行动。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左路毛炳文师占领广昌后,向宁都前进,右路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占领泰和、万安后,向兴国前进,左右包抄,指向东固、古龙冈地区。中路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各师分由永丰、吉安、乐安出发,占领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今日江西永丰之东固为共匪朱毛之老巢已克,则其余当易歼灭矣。”[24]随后,该路继续南进,逼向古龙冈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表面看进展顺利,几路部队分头并进,将红军压缩在古龙冈一带进行决战,大有取得战略主动之势。但国民党军队方面作战实际隐藏着致命伤,红军对敌军行踪了如指掌,国民党方面战报承认:“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5]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作战,却处处受制,公秉藩回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26]第十八师报告则称:“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
朱、毛要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内伤中打开缺口。12月30日,鲁涤平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今于都),抄袭宁都,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28]。
鲁涤平下达攻击部署命令当天,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推进到古龙冈,遭红军伏击。30日晨5时许,两军接触,张一面应战,一面求援;下午3时,红军冒雨出击,张部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等相继被击毙。此时,张部“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29]。当晚,张师部被红军突破,张本人、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伟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被俘。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30]
张师被歼后,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连电前方要求继续“进剿”红军。1931年1月3日致电林蔚指示:“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战,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矜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因此撤退,以张匪氛。”[31]同日,两电鲁涤平等:“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32]同时确定进攻部署:“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33]然而,就在同一日,谭道源师于撤退途中在东韶南方山中再遭红军追击,“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34]。战斗结果,谭部一个多旅被歼。此战红军虽然予谭师以重大打击,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35]。虽然,毛泽东高标准地对己方提出不足,但国民党军队在五日内连败两仗,“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蒋介石在痛责鲁涤平“张皇失措”[36]之余,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第一次“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战争损伤约二千人”[37],毙伤俘国民党军队达万余人,堪称以弱胜强的范例,这既与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轻敌冒进有关,也是中共方面战术成功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后来总结:“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38]
1931年2月,蒋介石重整旗鼓,任命麾下头号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出动的兵力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此外,参加“围剿”的还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卢兴邦独立第三十二旅、张贞第四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共集结十九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三个航空队,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兵力较第一次“围剿”翻了一番。
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宁都为目标,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39],在严密封锁、包围基础上,发起进攻。“围剿”作战方针是:“以歼灭赣南匪军之目的,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断绝匪区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40]3月30日,蒋介石电王金钰,告以“进剿”原则:“赤匪利用山地险要,飘忽无常,与前之讨逆各役,迥不相同。为慎重严密起见,已饬各部以稳扎稳打为主,进攻不得过猛,与友军切取联络,齐头并进,每日以进展二十里为限。经过地方,使匪不能漏网。同时辅助地方,组织民众自卫团,并肃清后方,使匪不易再逞。”[41]根据以上方针,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数百里长的战线。
第二次“围剿”准备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也力图有所作为。何应钦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42]为此,南昌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40%,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43]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4月1日、3日,何应钦两次下达总攻击令,限令5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克服各县”[44]。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推进,压向赣南、闽西中共根据地。
此次作战分南北两路展开,北路分左、中、右路,第六路军为左路,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以主力由南丰、八都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一师,由乐安、宜黄分两路向东韶、小布进攻。第五路军为右路,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罗霖第七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三路最终目标为宁都。南路为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蔡廷锴兼)、戴戟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昆第三十四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城冈、江背之线进攻,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补充,只有三万多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压来的庞大阵势,红军采取先破弱敌,在紧密链条间寻隙突破再行反击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45]。4月中下旬,红军主动放弃广昌、宁都等大片地区,对此,国民党方面宣传:“自本月对匪开始总攻以来,已连将匪之第一第二阵线,完全冲破……综计收复区域,纵横共达三百余里。”[46]其实,红军并没有为一时一地得失所动,而是主动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对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全力应付,军事上则加紧准备对赣南苏区的围攻。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也可起到防范两广部队北进的作用,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5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47]次日,蒋介石又电告朱绍良:“两粤或有变故,我军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主力,占领宁都,则两广或可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至发生危险,请兄部速照预定计划急进。”[48]中旬,蒋在日记中进一步透露其想法:“上午对南北战局甚为踌躇,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沉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49]
此时,国民会议正在南京召开,“剿共”问题是其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决议高调表态,认为:“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50]当“围剿”军事正紧张展开时,国民会议的决议可以指望为其充当强心针的作用,但是,当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正式展开接触时,国民党方面却崩溃得意外迅速。
5月13日,王金钰指挥国民党军队第五路军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51]16日,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进逼东固时,遭隐蔽于白云山红军拦击、围攻,激战一昼夜,红军“前仆后继,愈战愈多”,公秉藩“恐陷十八师覆辙,乃向富田后退”[52]。是役,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战死,官兵死亡达二千余人,全师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几乎全军覆没。王冠英旅被俘近三千人。王金钰报告:“此次悍匪尽趋职路右翼,至第六、第廿六两路均无多匪。”[53]证之中共方面的部署,王所言尚属事实。不过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报告,此次失利主要是由于:“王金钰之基本部队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每次故意延缓,不肯前进,廿八师兼程突进,余部均作壁上观。”[54]毛泽东则谈到:“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55]
由于红军是自西向东攻击,国民党中路军紧接右路军之后也遇败绩。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于5月18日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二千余人。据孙连仲报告:“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56]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此役是第二次“围剿”中“战事最烈者,匪军虽遭重创,高师亦受损甚剧”[57]。
右路和中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在5月31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58]。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创,第二次“围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损失约四千人[59]。这次反“围剿”,红军使用无线电侦察,保证了战斗战役情报的准确及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命令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0]。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核心部队纷纷北调,湘鄂赣地区防御力量薄弱。彭德怀回忆:“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1]5月下旬,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6月初曾占领长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虽于7月初将桂张联军逼回广西,但主力被迫布置于湘桂边界,长沙防御力量薄弱。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声言攻打武昌。蒋介石被迫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随之决定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当日晚九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开琏报告,当时“所有讨逆各师,远在桂境及洪宝常澧一带,一时调援不及”[2]。省主席何键在随后的报告中称,因“众寡悬殊,四面均被围困”,长沙不守,其本人“冒弹出西门渡河转道鄂西”,“暂退湘西待罪”[3]。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虽然国民党方面事后在战史中对此轻描淡写,称:“至七月下旬,湘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应付世局,巩固边防计,远出湘南,亲自指挥,留长部队,因亦甚薄。彭、黄两匪,遂认为有隙可乘,由平、浏疾趋长沙施行猛袭,单薄防军,自难抵御。”[4]但省城被占,仍然震惊中外,被红军作为攻打目标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5]。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要求“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6]。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5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海军在江面助战,“外舰……亦仗义协助”[7]。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军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长沙之役,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对扩大红军影响意义重大,不过,这一战役实现于国民党方面内部混战引起的混乱中,并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经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的程度。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前后,江西方面红军一直在为是否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举棋不定,以致李立三批评道:“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8]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刚刚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发表通电,宣称将“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9]。此时,由于国民党内混战正酣,驻赣第九路军第十二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外调加入对张桂联军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南昌相当空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召集“商会主席团秘密紧急会议,并宣布朱、毛又近吉安,嘱立筹二万元,备制电网,防御省垣”[10]。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已改编为红一军团的江西红军越过吉安,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7日进抵南昌附近的高安、上高地区。南昌守军龟缩城内,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朱德、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队准备固守的状况,没有贸然进攻南昌,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反映:“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1]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
8月下旬,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西进湘赣边境,向红三军团靠拢。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两军相向开进,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9日,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国民党军队吸取上一次长沙不守的教训,在长沙及其近郊地区加强守备,一共配置六个师、一个旅兵力,准备“待匪至而聚歼之”[12]。红军连续发动对长沙的两次总攻击,均未能突破守军阵地,阵地前“死如山积,血溅尘沙”[13],红军自身遭受重大损失,仅一军团伤亡“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14]。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下决心从长沙撤围,部队回到江西。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4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占领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再起攻打南昌、九江的声音,毛泽东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14日,红军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15]10月下旬,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南京方面部队大批南下,并源源向赣鄂湘方向开动,准备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获悉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即在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出发,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间转移到回旋余地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军和苏区的日益发展扩大及在湘赣地区掀起的巨大波澜,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震惊和不安。1930年8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的方法,其中,江西省党部代表呈送的提案,提出从政治民生上改进自身办法六条:“一、严惩贪污土劣及遇匪潜逃之官吏,委派有政治经验能为本党奋斗者,担任各县县长。二、匪共肃清之后,应限期严格清查户口,办理联结。三、招集灾民从事建筑道路、开水利,以收寓赈于工之利。四、创办小规模工厂,救济失业工人。五、厉行合作社之推广,以活动农村经济。六、厉行减租运动。”[16]10月10日,中原大战已稳操胜券,蒋介石发表纪念“双十节”的《告父老文》,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划定区域,责令分区,各负全责”,按“整个会剿计划,务使歼灭根株”,“自军事告终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17]。中旬,蒋介石分别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为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为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胡祖玉为赣北“剿匪”司令,朱绍良为福建“剿匪”司令,并提出“剿匪”以赣南为重点。
10月底,奉调国民党军队纷纷入赣,共调集十一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并派定三个航空队,随时准备助战。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上要求确定剿共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并规定:“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18]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湘、鄂、赣、豫等省“乡民”,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19]。12月2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指示:“各路军希督促其如期急进,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先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20]根据蒋的命令,鲁涤平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罗霖、谭道源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对红军发动总攻击,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红军采取后退化解策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过早决战。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吉安、永丰、宜黄、乐安等地,稳住南昌等大城市的防御。事实上,由此开始,由于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南京中央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开始了对红军的全面攻击,红军蓬勃发展势头受到遏制,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围剿”和反“围剿”时期。
12月7日,蒋介石赶到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举行“剿共”会议,把“剿共”列为中原大战后的第一要务。蒋介石认为:赣南是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26日,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出动三路部队,除鲁涤平第九路军外,包括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他给实际出动的四万多部队制定的战略是“分进合击”,要求“以根绝各匪之目的,决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匪巢包围而聚歼之”[21]。蒋介石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有所耳闻,他的如意算盘是,各路追击包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使红军无可游击之地,从而分头追击,合围聚歼。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显然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看来,江西红军不过是个“地方事件”[22]。长沙被打下后他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23]因此,这一时期,他多次声称要在一两个月内解决红军,对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缺乏一个客观的估计。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发动后,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节节阻击,消耗、疲惫对手,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12月16日,鲁涤平发出总进攻命令,限各师20日开始行动。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左路毛炳文师占领广昌后,向宁都前进,右路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占领泰和、万安后,向兴国前进,左右包抄,指向东固、古龙冈地区。中路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各师分由永丰、吉安、乐安出发,占领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今日江西永丰之东固为共匪朱毛之老巢已克,则其余当易歼灭矣。”[24]随后,该路继续南进,逼向古龙冈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表面看进展顺利,几路部队分头并进,将红军压缩在古龙冈一带进行决战,大有取得战略主动之势。但国民党军队方面作战实际隐藏着致命伤,红军对敌军行踪了如指掌,国民党方面战报承认:“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5]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作战,却处处受制,公秉藩回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26]第十八师报告则称:“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
朱、毛要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内伤中打开缺口。12月30日,鲁涤平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今于都),抄袭宁都,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28]。
鲁涤平下达攻击部署命令当天,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推进到古龙冈,遭红军伏击。30日晨5时许,两军接触,张一面应战,一面求援;下午3时,红军冒雨出击,张部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等相继被击毙。此时,张部“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29]。当晚,张师部被红军突破,张本人、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伟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被俘。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30]
张师被歼后,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连电前方要求继续“进剿”红军。1931年1月3日致电林蔚指示:“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战,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矜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因此撤退,以张匪氛。”[31]同日,两电鲁涤平等:“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32]同时确定进攻部署:“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33]然而,就在同一日,谭道源师于撤退途中在东韶南方山中再遭红军追击,“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34]。战斗结果,谭部一个多旅被歼。此战红军虽然予谭师以重大打击,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35]。虽然,毛泽东高标准地对己方提出不足,但国民党军队在五日内连败两仗,“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蒋介石在痛责鲁涤平“张皇失措”[36]之余,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第一次“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战争损伤约二千人”[37],毙伤俘国民党军队达万余人,堪称以弱胜强的范例,这既与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轻敌冒进有关,也是中共方面战术成功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后来总结:“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38]
1931年2月,蒋介石重整旗鼓,任命麾下头号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出动的兵力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此外,参加“围剿”的还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卢兴邦独立第三十二旅、张贞第四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共集结十九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三个航空队,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兵力较第一次“围剿”翻了一番。
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宁都为目标,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39],在严密封锁、包围基础上,发起进攻。“围剿”作战方针是:“以歼灭赣南匪军之目的,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断绝匪区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40]3月30日,蒋介石电王金钰,告以“进剿”原则:“赤匪利用山地险要,飘忽无常,与前之讨逆各役,迥不相同。为慎重严密起见,已饬各部以稳扎稳打为主,进攻不得过猛,与友军切取联络,齐头并进,每日以进展二十里为限。经过地方,使匪不能漏网。同时辅助地方,组织民众自卫团,并肃清后方,使匪不易再逞。”[41]根据以上方针,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数百里长的战线。
第二次“围剿”准备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也力图有所作为。何应钦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42]为此,南昌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40%,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43]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4月1日、3日,何应钦两次下达总攻击令,限令5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克服各县”[44]。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推进,压向赣南、闽西中共根据地。
此次作战分南北两路展开,北路分左、中、右路,第六路军为左路,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以主力由南丰、八都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一师,由乐安、宜黄分两路向东韶、小布进攻。第五路军为右路,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罗霖第七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三路最终目标为宁都。南路为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蔡廷锴兼)、戴戟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昆第三十四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城冈、江背之线进攻,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补充,只有三万多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压来的庞大阵势,红军采取先破弱敌,在紧密链条间寻隙突破再行反击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45]。4月中下旬,红军主动放弃广昌、宁都等大片地区,对此,国民党方面宣传:“自本月对匪开始总攻以来,已连将匪之第一第二阵线,完全冲破……综计收复区域,纵横共达三百余里。”[46]其实,红军并没有为一时一地得失所动,而是主动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对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全力应付,军事上则加紧准备对赣南苏区的围攻。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也可起到防范两广部队北进的作用,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5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47]次日,蒋介石又电告朱绍良:“两粤或有变故,我军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主力,占领宁都,则两广或可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至发生危险,请兄部速照预定计划急进。”[48]中旬,蒋在日记中进一步透露其想法:“上午对南北战局甚为踌躇,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沉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49]
此时,国民会议正在南京召开,“剿共”问题是其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决议高调表态,认为:“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50]当“围剿”军事正紧张展开时,国民会议的决议可以指望为其充当强心针的作用,但是,当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正式展开接触时,国民党方面却崩溃得意外迅速。
5月13日,王金钰指挥国民党军队第五路军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51]16日,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进逼东固时,遭隐蔽于白云山红军拦击、围攻,激战一昼夜,红军“前仆后继,愈战愈多”,公秉藩“恐陷十八师覆辙,乃向富田后退”[52]。是役,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战死,官兵死亡达二千余人,全师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几乎全军覆没。王冠英旅被俘近三千人。王金钰报告:“此次悍匪尽趋职路右翼,至第六、第廿六两路均无多匪。”[53]证之中共方面的部署,王所言尚属事实。不过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报告,此次失利主要是由于:“王金钰之基本部队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每次故意延缓,不肯前进,廿八师兼程突进,余部均作壁上观。”[54]毛泽东则谈到:“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55]
由于红军是自西向东攻击,国民党中路军紧接右路军之后也遇败绩。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于5月18日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二千余人。据孙连仲报告:“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56]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此役是第二次“围剿”中“战事最烈者,匪军虽遭重创,高师亦受损甚剧”[57]。
右路和中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在5月31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58]。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创,第二次“围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损失约四千人[59]。这次反“围剿”,红军使用无线电侦察,保证了战斗战役情报的准确及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命令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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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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