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1]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苏区有关文件提到,由于不注意赤色区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区域的农民孤军作战、赤白对立的现象”[2]。
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3]。
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许多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4]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强势阶层的利益,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队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5]。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有时往往超越了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了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6]。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7]。由此直接形成了赤白对立局面。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8]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本身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10]。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11]。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痛切地谈到:“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12]
除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13]。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14]。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
应该承认,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农民本身的利益需求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动因。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总的看,中共多采取教育和引导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事实上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1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当时,中共的对手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16]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17]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18]。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19]。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20]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的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21]。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22]。此外,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23]。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24]。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25],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26]。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27]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28]。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述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品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29]。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在苏区进一步壮大及国民党长时期的“围剿”中,将逐步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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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3]。
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许多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4]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强势阶层的利益,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队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5]。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有时往往超越了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了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6]。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7]。由此直接形成了赤白对立局面。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8]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本身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10]。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11]。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痛切地谈到:“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12]
除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13]。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14]。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
应该承认,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农民本身的利益需求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动因。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总的看,中共多采取教育和引导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事实上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1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当时,中共的对手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16]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17]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18]。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19]。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20]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的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21]。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22]。此外,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23]。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24]。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25],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26]。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27]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28]。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述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品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29]。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在苏区进一步壮大及国民党长时期的“围剿”中,将逐步显露。
发布时间：2023-03-2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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