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进剿”命令发出后,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1]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队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2]。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3]。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4]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5]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压迫。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队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队大有可能堕入红军彀中,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6]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进展顺利,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岗。30日,蒋介石向南京报告:“赣南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占领。”[7]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8]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对方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9]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是准确的。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我军深入[10]。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11],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12]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乃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迫湘赣,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13]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14],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岗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毛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是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15]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16]。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7月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17],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18]
        8月初,国民党军队纷纷逼向高兴圩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19]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会否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队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20]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猝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21]
        战争是与对手双方的较量,计划随形势而变化,乃题中应有之义。8月5日,红军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之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民党军队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队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足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毅然放弃原定计划,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队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22]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23]。黄陂战斗后次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4]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无主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25]。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队主力[26]。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始终在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27]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28]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29]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30]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31]“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32]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33]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开始进兵湖南。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34]9月1日,粤桂联军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35]。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红军抓住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展开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36]。陈铭枢随后则报称:“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巷战,均将匪击退……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37]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38]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39]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40]。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41]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42]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官兵三千多人,自己阵亡官兵不到三百人[43]。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冲突的论点:“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44]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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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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