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在中央苏区“围剿”和反“围剿”激烈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各苏区“围剿”也在展开,国共之间的武力争斗取代国民党内的派系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内战的主要形式。
        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区为中心,东临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威胁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形成巨大威胁。1930年10月,与准备“围剿”中央苏区同时,蒋介石集结八个师、三个旅兵力,由武汉行营负责,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尽快制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1]。12月上旬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围剿”,却劳而无功,其第三十四师被歼,师长岳维峻被俘。对鄂豫皖“围剿”的状况,参战的国民党方面将领总结:“我在麻城一带只能消极的防匪,不能积极的完全消灭。虽然恢复几县,但匪情依旧猖獗。受命之初,武汉行营限一月内将匪肃清,可见对匪情并不了解,许多部队剿匪时到匪区走一次,回来报告说肃清共匪了。这怎算数呢?武汉行营以耳代目,新闻记者更不知匪。自唐生智在驻马店称兵,加上阎、冯作乱,而导致共匪坐大,已成星火燎原之势。”^[2]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围剿”部队增至11个师,采取“追堵兼施”战术,限令5月底将鄂豫皖红军完全肃清。蒋介石亲笔致函前方将领,嘱以:“望督励所部,努力进剿,以期一劳永逸也。剿匪不仅以驱匪他窜,实欲消灭其实力,直捣其巢穴为第一要务。”^[3]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首先在皖西发动进攻。红军集中主力,打击深入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红军歼灭对方部队数千人,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再次停滞。此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改取守势。鄂豫皖红军趁机发动反击,扩大根据地,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1931年9月,蒋介石亲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出动部队增加到15个师。由于日本侵华及国民党内部争权,“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发动。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共约三万人。随后,红军乘国民党方面尚未布置就绪,开始主动出击。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俘第六十九师长赵冠英及其所属五千余人。1932年四五月,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一带,击垮国民党军队三万多人的进攻,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再遭失败。此时,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展迅猛。1932年1月10日至2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河南新集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代表大会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在“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之下,坚决进攻,和帝国主义作战,【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建立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政府”^[4]。2月,鄂豫皖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为主席,辖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一个中心县、一个特区苏维埃政府。苏区最盛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五个县城,建立起包括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
        洪湖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边界,1930年10月,发展到拥有湖北省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和湖南省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控制着岳阳、沙市间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百余公里。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洪湖苏区红军主力一度转移,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10月,移往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12月11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22日至30日,中共湘鄂西“四大”在湖北监利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湘鄂西省委,杨光华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湘鄂西“四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强调:“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5]
        湘赣苏区和赣南、闽西苏区相互呼应。1931年10月17日至25日,湘赣省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为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加上地方武装近八万人开始部署“围剿”湘赣苏区。计划多路出动,将苏区分割包围,然后分区“清剿”。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行动,第七十七师进占莲花,第十四师进占永新,第二十八师进占永阳。为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湘赣省委组成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战争。1932年1月3日,前敌委员会率独立第一师、第三师在永新予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以很大杀伤。随后,又对莲花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七师展开围困。3月2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往萍乡,红军收复莲花。至此,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结束。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全面后撤,中央苏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尚报告,“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城)、汀(洲)、于(都)、会(昌)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其他如寻乌、安远、信丰、泰宁、建宁、宁化、清流等,还“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6]。到次年初红军攻打赣州时,苏区已经扩大到不仅于都、长汀、会昌、石城尽入苏维埃掌控之中,赣县、宁都、广昌、寻乌、安远、宁化、清流等县也全部或部分纳入苏区版图。
        1931年底,驻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策动下发动起义,促成了红军实力的迅速壮大。孙连仲部原属冯玉祥西北军,前一年中原大战中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后,孙连仲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四万余人。蒋介石对孙部非常重视,怀柔备至,因担心其在山东被韩复榘拉拢为韩所用,极力促成孙部南下至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如此既可增厚江西“剿共”兵力,又可设法使孙效忠于己。1931年初,蒋介石日记中多有调孙部南下的记载:“石友三、韩复榘将有联合,希图抗拒,此时孙连仲部如能开至江西,则统一即可实现矣”^[7];“第十二师张与仁率萧希贤部叛变,在海州附近反抗金汉鼎,及得萧电乃知其事已解决,不致为患。惟外间闻之,恐因此牵大局,又恐孙连仲部因之延不开赣……当此时局,将安而未安,孙部定开而未动之时,诚千钧一发,朽索六马之象,可不慎乎”^[8];“今日萧部变乱虽平,而孙连仲部未开,心犹悬之。”^[9]这样密集的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并不多见,可见其对此的高度重视。
        1931年二三月份,经过蒋介石派出代表反复劝说,并馈送孙连仲大量金钱后^[10],孙部遵命如期开往江西,这使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孙连仲部逐渐南下,余计其将实行,则统一实现,更有把握。孙部南移与否,实为统一成败之大关键也”^[11];“孙连仲部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12]。政治人物对实力的极端注重,在蒋调动孙连仲上可见一斑。
        孙连仲部调赣后,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占领宁都后,孙连仲部驻守宁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外有日本压力,内有西南逼宫,被迫在江西采取收缩态势,这就使孤处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形势越来越不利,给养遭遇严重困难,“每天兵站发一点糟坯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13]。加之二十六路军从北方南开,不习水土,部队传染病流行,战斗力严重下降,中共有效的宣传更加剧了军心的不稳。宁都起义参加者回忆:“部队进入江西地界后,沿途的岩石上、路旁的墙上经常发现有红军留下的标语,这些标语的字迹大小不一,多是用石灰水刷上去的。标语的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天下穷人是一家!’‘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等等。这些标语的每一条,都使我感到新鲜,觉得亲切,并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有一次,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县城,我竟被满街的红军标语触动得彻夜难眠。”^[14]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人策动下,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及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领下举行起义。15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形势的发展,再次激起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训令》指出,粉碎敌人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15]。根据这一计划,训令对各苏区红军的具体任务和编制作了规定。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革命的形势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强调:“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16]
        在中共中央乐观态度影响下,毛泽东扎实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受到质疑,军事盲动倾向再次抬头,这集中反映在打赣州问题上。193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赣州是江西南部中心城市,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对攻赣州,毛泽东不无疑虑,反对贸然进攻,但中共领导层多认为:“夺取赣州,是我们向外发展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首先夺取赣州,是因为可以把赣南反动势力完全消灭,把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向吉安、南昌取包围形势。夺取赣州之后,我们更容易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17]对夺取赣州抱有厚望。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下令进攻赣州,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2月4日,中央红军陆续进抵赣州城郊,赣州攻击战开始。担任赣州城防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加上地方武装共八千余人,利用坚城固守,同时向吉安方向国民党军队求援。
        蒋介石此时刚刚重新回到南京中央,正为上海淞沪战事焦头烂额,接到江西赣州守将马昆的求援电报后虽曾批示:“务望赴援解围,以保重城为要。”^[18]但内外交困之下,一度有过放弃赣南乃至江西的设想。1932年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19]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20]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赣东之原则决行。皓辰。”^[21]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刺激江西地方之故。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22]此时,淞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23]在江西地方坚持下,蒋介石放弃江西的设想未能成真,吉安方面国民党军队虽然颇多延误,但最终还是出发向赣州方向增援。
        赣州攻击战从2月初开始后一直延续到3月7日,历时三十三天,红军采用强攻和坑道爆破等多种进攻手段,一度占领城楼,突入城内,守军旅长马昆报告:“兼旬以来,匪众迭次登城,均被击退。乃漾晨八时,东门城垣又被爆破,匪以炮火机枪乘势掩护,悉其精锐向我猛攻,同时西南两门亦鏖战甚烈。昆等分头督杀,初以机枪佯示威,而匪众蜂拥扒城,我乃施行快放者,匪以前仆后继,来势愈凶,我方弹药用罄,继以肉搏。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匪尸骸垒集,并有授首城垣而坠尸城外。而我方伤亡亦重。”^[24]由于城内守军顽强抵抗及红军攻坚能力不足,红军始终未能拿下城池。3月7日,城内守军和从吉安赶到的城外国民党援军里应外合,向攻城红军发起反击,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整个攻击战红军付出3000人的惨重伤亡。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但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中革军委于18日发布训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两路:中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在赣江东岸活动,西路军(第三军团)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江而下,逐次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夺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时期,筹措给养,然后继续执行赤化赣江流域的计划。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首先攻占龙岩。19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守军张贞部见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红军占领漳州城。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面对红军在闽赣两省的积极行动,国民党方面虽然没有如蒋介石所建议的放弃江西,但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几无还手之力。如当时报章所载,江西“全省八十县,完全沦陷匪手者有瑞金、于都、横峰、石城等二十余县,名存实亡者有铜鼓、德兴、永丰、安福等二十余县,土共出没无常者有修水、吉安、南丰等二十余县”。^[25]尤其是赣中、赣南几乎完全放弃,只有赣州、吉安两城留在手中。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也在中共力量影响之下。
        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加上鄂豫皖、洪湖、湘鄂赣等苏区的烘托,1932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地区节节退却,几无防御之力。具体看,红军在此主要形成几大区域:“一、鄂东皖西豫东之股。前共军邝继勋等部,陷广济,扰圻水,攻黄安,经中央派徐源泉往剿,乃收得失地,逐出鄂境,窜入皖属英山。而皖方陈调元不协剿以绝根株,此股共军乃得休息于英山、霍山之山地中,近则已下攻六安,有向皖腹地侵攻之势”;“二、鄂西湘北之股。湘鄂交界处之洪湖,为鄂西共军贺龙、段德昌、王毅民之根据地。去年中央军队曾集中大军包剿,而洪湖匪未肃清。广东事件发生,剿共主力徐源泉开调湖南,共军气势复盛。近则往北进扰京山、应城,于是长江、汉水之上皆有共军之踪迹”;“三、赣南之股,此为共匪之最大股。据《民报》南昌通讯,此股归朱德、毛泽东直辖,有人十万上下,有枪七八万枝。赣南赣江本岸为其根据地,赣东、闽北及信江流域一带与铜鼓、万载湘鄂赣边境为其支流,其伪中央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等机关多设于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山中”;“四、闽南之股。闽南之股系赣南共匪之分股,上已述之。此股为罗炳辉、彭德怀、季振同、林彪四部,约四万余人,近则攻陷龙岩、漳州。中央守漳之张贞师节节败退,现云霄亦危”^[26]。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一带又一次陷入全面被动,红军的急剧发展,如时人观察所言:“汉口一地已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