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甫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介石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1]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2]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3]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蒋介石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他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介石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稚晖先生之见甚当”,“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4]。最初,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为此,蒋于扣胡当天事前“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5]。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四老”的支持,且这“四老”皆中央监察委员。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6]。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揽立法权于一己,藉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7]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8]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9]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10]。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11]。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12]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13]。“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14]。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15]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华东日报》3月9日广州专电称:“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16]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17]。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18]。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19]。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20],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21]。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22]。据周一志回忆:“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23]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24]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25]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26]。“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27]。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一度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28]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29]。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30]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31]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32],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33]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34]。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35]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36]。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37]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38]。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39]。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40]。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对于国事,宜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为唯一之鹄的”[41]。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42]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他这一通电发出,使全国为之震动。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据【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43]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44]。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45]同时,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46]。2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表示:“展公(胡汉民)与介公(蒋中正)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47]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48]。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至为重要。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孙)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49]从吴铁城转述蒋介石的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50]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51]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52]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53]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54]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55]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56]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用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据【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57]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58]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59]。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在《拥护和平统一案》中宣称:“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60]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国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61]。此前,孙科原“拟随稚、石、静、庸诸公入都向介公直陈,务获先复展公自由,然后再与诸同志从长计议彼此相安之道”[62]。但是,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报告:“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63]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悄悄潜入孙宅,“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64]。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65]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66]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67]。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68]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正式公开他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69]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2]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3]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蒋介石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他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介石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稚晖先生之见甚当”,“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4]。最初,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为此,蒋于扣胡当天事前“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5]。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四老”的支持,且这“四老”皆中央监察委员。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6]。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揽立法权于一己,藉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7]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8]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9]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10]。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11]。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12]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13]。“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14]。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15]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华东日报》3月9日广州专电称:“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16]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17]。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18]。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19]。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20],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21]。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22]。据周一志回忆:“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23]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24]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25]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26]。“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27]。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一度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28]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29]。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30]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31]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32],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33]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34]。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35]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36]。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37]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38]。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39]。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40]。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对于国事,宜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为唯一之鹄的”[41]。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42]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他这一通电发出,使全国为之震动。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据【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43]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44]。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45]同时,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46]。2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表示:“展公(胡汉民)与介公(蒋中正)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47]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48]。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至为重要。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孙)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49]从吴铁城转述蒋介石的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50]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51]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52]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53]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54]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55]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56]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用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据【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57]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58]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59]。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在《拥护和平统一案》中宣称:“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60]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国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61]。此前,孙科原“拟随稚、石、静、庸诸公入都向介公直陈,务获先复展公自由,然后再与诸同志从长计议彼此相安之道”[62]。但是,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报告:“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63]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悄悄潜入孙宅,“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64]。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65]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66]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67]。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68]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正式公开他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69]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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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31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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