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四川、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广西各地先后发生拥蒋反共活动。它们既加强了这一政变的声势,又是这一政变的实际组成部分。
(一)重庆“三三一”惨案与刘湘进攻泸州起义军
刘湘在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后,有一段时期,和重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左倾姿态很迷惑了一些人。川康督办衙门前经常有无数民众结队请愿,男女学生们更直接称他为“刘同志”。但是,刘湘担心左派会挖他的“墙脚”[1],当他摸清楚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有左右派之分时,就迅速和右派勾结起来。
自1927年1月起,刘湘和蒋介石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刘湘派往蒋处的有军法处长李子骏,蒋介石派往刘处的有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和一批黄埔学生。黄向刘湘传达了蒋介石对四川将领的希望,刘湘则表示“愿效前驱”[2]。3月5日,右派卢师谛密函张静江、蒋介石,声称“川中党务,全操共派之手,三民主义已失领导群众之权与地位,惟今犹可救,缓则无及”。他要求张、蒋二人“毅然断然,忍痛一割”,自称“尚能以川省多数之力,为诸兄后盾”[3]。16日,蒋介石所派四川宣慰使吕超和四川党务特派员向育仁(传义)到渝,和刘湘“商洽一切”。23日,蒋介石再派戴弁到川。通过这些往来,刘湘得悉蒋的反共意图,待机而动。
当时,正值南京事件之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游行示威。消息为刘湘得知,立即密报蒋介石,蒋电复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4]。3月30日,团阀曹燮阳约集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四县联团首领及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密商反共[5],同日,刘湘指使师长罗仪三恫吓杨闇公,要他取消预定的大会。次日晨,又派人利诱:“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6]这些,都遭到杨闇公的拒绝。
31日,会议按计划在重庆打枪坝广场举行,参加民众、学生约二三万人。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王陵基和曹燮阳等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举,“对着那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小孩子,杀,打,射击”[7]。总计,当场被打死、踩死者约达五百多人,其中身穿童子军制服的小学生约二百余人,工人代表五十余人[8]。有些女学生被打死、踩死后又遭到侮辱。亲历者记述说:“于是他们又动起手脚来了,几撕,几拉,几翻,几跌,居然就把她们剥得精光”,“他们狞笑着,踢弄着,好似别饶风味。她们的阴户,有被贯入石子的,有被贯入甘蔗头的。”[9]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反动派们却感到兴奋。有一封报告曹燮阳的信说:“将乱党打死七八十人,带伤者不暇计及。内中惟学生占多数,甚有女生衣裤多被撕毁,竟成裸体者。似此惩创,实系痛快!”[10]反动派们就是这样地丧失人性。
当日,刘湘和王陵基出告示说:“本日市民大会,工学冲突,已派兵弹压矣。”
在打枪坝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刘湘又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中山、中法等学校进行搜剿。左派陈达三、冉钧等先后被杀,漆南薰的尸体被砍成数段,扔在路旁。杨闇公于4月3日启程赴武汉报告,4日被捕。刘湘、王陵基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杨闇公坚毅不屈,表示:“我头可断,志不可夺。”6日,被割舌,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三弹,壮烈牺牲。
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指责武汉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也。”电报称:“值此是非未明,群言淆乱之际,尤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国救党之运动。”[11]自此,四川再度沦入黑暗统治之下。
同月13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用28个团的兵力进攻泸州。20日,刘伯承和起义军各路司令致电武汉政府,呈请讨伐刘湘,表示“愿率所部,报命前锋”[12]。同时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在吴玉章等的推动下,武汉政府任命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以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但这并不能解决起义军的任何实际问题。5月12日,刘湘自任总指挥,增调军队,加紧进攻。泸州起义军至此已坚守一个多月,弹尽粮绝,陈兰亭、袁品文等也发生动摇。16日,刘伯承等三人缒城撤离,辗转奔赴汉口报告。23日,起义军乘夜突围,泸州陷落。6月初,起义军到达贵州桐梓,陈兰亭将队伍拉出,投奔杨森,袁品文等余部为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
(二)杭州“三三○”、“四一一”与宁波“四九”事件
正像许多地方一样,浙江省也存在着两派工会组织。
杭州总工会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拥有产业工人约二十万。但是,杭州还有大量职业工人,如泥水、木匠等。1927年春,蒋介石派陈希豪等将这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职工联合会,也达到四万人之众。他们大部分是东阳人,后来,温台帮工人也参加进来,声势更大[13]。该会负责人张浩原是旧国会议员,后依附陈果夫。其他负责人不是官僚、旧军人,就是讼棍、鸦片鬼。当年3月,张静江从南昌回到浙江,通知陈希豪等已决定“清党”,并给予陈等以经费支持[14]。
3月28日,浙江省党部函请省政府转令公安局解散职工联合会。29日,政务委员会决议接受省党部要求。30日,职工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火腿、柴炭、泥水等33个工会,号称10万人。会后游行,一路毫无阻碍,显然事先得到军警当局的默契。行至杭州总工会门前时,突然有一部分人手持木棍,闯入捣毁。因总工会已有戒备,双方对敌,受伤五十余人[15]。事后,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又围攻了浙江省党部。次日,杭州总工会、杭州学联、各界联合会、总商会等团体决定罢工、罢市、罢课,发动10万人游行请愿。途中,巡警及驻军开枪阻止,捉去工友三四十人。当晚,工人派代表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提出撤换公安局长章烈、解散职工联合会、发还纠察队器械、惩凶等五项要求[16]。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杭州留守主任罗为雄派队到总工会,收缴纠察队的铁棍、长枪、刺刀等物,出告示称:“该工会纠察队,行为横暴,秩序因之紊乱,实属扰乱后方,应即解散,以维公安。”[17]4月1日,被拘工友陆续释放。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
4月10日,章烈自沪返杭,奉密令,查办各机关“反动分子”。11日,全城戒严。职工联合会“工人”会同士兵进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搜捕查人伟、丁济美、戴学南等,押出游街,一路高呼“打倒把持政权的跨党分子”等口号[18]。当日,共捕32人。宣中华避至上海,在车站被第二十六军捕杀。同日,总工会及纠察队均被解散。
杭州发生政变的同时,宁波也发生类似事件。
4月9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下令戒严,派兵分头驻守宁波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社,同时传讯报社经理庄禹梅。宁波市政府、党部、总工会、商会等派代表质问王俊,王竟将代表扣留。当夜,王派出武装士兵将党部、总工会、农协等团体一律解散。10日,铁路总工会、海员工会等组织宣布罢工、罢市、罢课,召集市民大会。王俊派兵向到会工人及纠察队开枪,击毙三人,重伤二十余人,捕三十余人。同日,王俊也召集所谓市民大会,但到者仅一二百人,当场宣布:改组市党部;将总工会改为工人同盟会;组织“人民裁判会,审判被捕诸人”[19]。
宁波事件是蒋介石直接操纵的结果。行动前,王俊曾赴沪向蒋介石请示[20];事后,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宁波“反动派”鼓动总罢工,“图行暴动”[21]云云。
(三)福州“四三”与厦门“四九”事件
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左右派都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左派掌握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民众运动委员会、福州学生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以《民国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省党部筹备处宣传部主任委员马式材、工人委员会主任李培桐、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徐琛、《民国日报》编辑主任潘谷公等。右派掌握着临时政治会议、福州市县党部筹备处、福州总工会,以《求是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展云、前独立第三师师长林寿昌等,此外,右派并形成了独立厅同志社、参谋团,青年奋进社、晶社、国民党青年俱乐部等小组织。1927年3月4日,在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共产党员戴任主持下,东路军各级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和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负责审查民众团体备案,解决民众团体纠纷等事宜。左派的这一决定堵塞了右派假群众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路子,因此,遭到强烈反对。
3月8日,在方声涛、冷欣等人策划下,福州总工会集会并游行,要求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解散店员总工会等左派团体,驱逐马式林、李培桐、潘谷公、徐琛等“四凶”。同日省临时政治会议分会议决,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职权及马式材等人职务。右派的这一决定也遭到左派的强烈反对。9日,店员总工会联合四十多个团体举行拥护党权大会,公推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主持会议,呼吁各界支持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要求省临时政治会议解散福州总工会。会后游行时,林寿昌等指使暴徒数十人,持枪械冲击,殴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江削五。此后,右派即连续秘密会议,派遣周一志、冷欣、方绍美等人赴各地联络,策划反共。
4月3日,福州右派总工会等团体,召开拥护蒋介石及护党运动大会,方声涛任主席。会议议决16条,主要为:一、拥护蒋介石在军政时期行使全部职权;二、肃清跨党分子;三、取缔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策之口号、标语、传单、出版物;四、惩办破坏福建党务,“扰乱北伐后方”的戴任、马式材等人;五、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六、收回《福建日报》。会议还决定组织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公举谭曙卿、方声涛、林寿昌等为委员[22]。会议进行中,新编第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五人挺身而出,登台指责会议“淆乱群众听闻,实为西山(会议)派捣乱北伐后方”。方声涛恼羞成怒,命人捆缚方毅威,宣布“反动派应枪决”,台下哄然举手。混乱之间,四人逃走。右派总工会的纠察队在方毅威的背上插上纸旗,大书共产党三字,于散会后拥令游街,在行至万寿桥时,用手枪击毙,抛尸江中[23]。当夜,谭曙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全省戒严,以谭为全省戒严司令,张贞为福州戒严司令,同时议决派出侦探、军警进行搜捕。6日,由福州市党部筹委会主任、右派黄展云出面兼任省党部筹委会主任,《福建民国日报》被迫停刊到9日,改名《福州民国日报》。
面对右派的凶焰,中共福州地委曾于3日晚商讨对策,决定于次日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声讨右派。4日上午在店员总工会集议,计划召集工人游行,被谭曙卿派部队解散。随后,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兴钟三十余人先后被捕。
继福州之后,厦门于9日发生政变。
8日夜,方声涛、谭曙卿密电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令其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妇等团体领袖。9日,由“建筑总工会”出名召开拥蒋护党大会[24]。会后,林国赓即派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逮捕正副委员长罗扬才、杨世宁,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该会主席黄树埔(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当日晚,有四五百人到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罗、杨等人,被林国赓下令驱逐。11日晨,军警手持“扰乱公安,格杀无论”的旗帜,游行街市。
(四)南京“四九”、“四一○”事件
江右军攻克南京后,蒋介石即委派温建刚任公安局长,杨虎为特务处长,帮会头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陈葆元为特务员,加紧准备镇压革命力量。同时,中共上海区委也力谋协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南京,发展革命形势。南京成为双方必争的要地。
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上提出:“南京非常重要,省党部赶快迁去。”[25]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自上海迁宁,与左派南京市党部计议,加紧党务、政治各方面的工作。5日,省、市党部在金陵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拥护武汉中央,拥护三大政策等21项议案[26]。即在此时,东路军入城,有人称奉蒋总司令命令,另组市党部。第六军政治部当即予以查封。同时,又有所谓劳工总会出现。该会系陈葆元等以每人两块银元的代价收买流氓所组织。第六军政治部接受省、市党部要求,准备查封,但温建刚即出面保护,声称劳工总会是真正的工人团体,总司令准许组织的[27]。6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举行筹备会议,推选李富春、李隆建、张曙时、侯绍裘四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于4月11日成立省政府。同日,农协开会,但公安局随即布告,各界如集会,须经公安局核准,否则即予取缔[28]。
左派们感到了局势的严重。4月8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及少数军人到场,第一军无人参加。会议决定严厉处置伪市党部和劳工总会。当日下午,省党部宴请各军、各机关长官,侯绍裘与温建刚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训话。侯称:“现在反革命派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当秉总理遗训,继续工作。”温称:“如有发现违背三民主义及妨碍革命工作者,当以权力手段,扫除一切障碍。”[29]同日深夜,侯绍裘召集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会议,提出要作好准备,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30]。9日,原订召开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因蒋介石于当日到宁,临时改为欢迎大会。下午开会之际,陈葆元率领劳工总会的流氓,口称“奉蒋总司令命”,先后捣毁省、市党部及总工会,将戴盆天、黄竞西、张曙时、高尔柏等二十余人绑架,送入公安局。正在开会的群众得到消息,决议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保护省、市党部及南京市总工会,封闭劳工总会。10日,江苏省党部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提出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委员会审判、武装工人纠察队自卫、释放张曙时等7项要求。会后整队到总司令部请愿,派刘重民等六人为代表同蒋介石交涉。自上午10时至下午3时,群众在风雨中等候了五个多小时,代表出来报告说,交涉毫无结果,蒋称:“此时皆是民意,无所谓有真伪。”[31]下午5时多,突然拥出一批流氓向群众大打出手,同时警卫用排枪射击,便衣匪徒以短枪响应,计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当夜,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集会,商议应变措施,突遭包围,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陈君起等被捕。蒋介石企图以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收买侯绍裘,侯严词拒绝,被活活戳死,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刘重民及女共产党员张应春等同时遇难。
(五)广州“四一五”大逮捕
上海反共会议召开后,李济深、古应芬诸人即匆匆回粤。4月14日,李济深、古应芬、徐景唐、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陈孚木等议决,于15日戒严,搜捕共产党人,收缴工会纠察队枪械。同时,任命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督同公安局长邓彦华处理一切。
15日凌晨2时,广州紧急戒严。钱大钧首先派出军队控制电报、电话,随即包围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等地,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等地则由公安局派保安队搜索,总计逮捕二千一百余人。以工人占多数,其次为学生,仅中山大学一校就捕去学生四十余人。逮捕者并不熟悉被捕者的情况,邓彦华不得不致函孙文主义学会、机器工会等右派组织,要他们派人前来指认。结果,发现其中居然有“极端信仰总理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工友”在内[32]。黄埔军校是李济深的清党重点。事前,他对方鼎英说:“黄埔已经共产化,要用武力解决。”方担保不会出问题,可不必动用武力。当日学生队紧急集合,宣布共产党人名单,按名逮捕,其中不少并非共产党员,最后共逮捕近五百人[33]。
同日下午,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等会同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执行广东党务、政治、军事最高权力,以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特别委员,黄居素为秘书长。当日决定成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军政督察委员会及宣传委员会。据称:民众运动委员会的任务为统一民众运动,使一切民众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军政督察委员会的任务为侦察并惩治一切反动分子;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为主持一切宣传事项,检查报纸及一切书籍、印刷品。会议通令各级党部限三日内将共产分子检举,同时限令CP及CY分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会议并决定以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以原中央银行副行长黄隆生代理中央银行行长,派陈孚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曾养甫接管《民国新闻》。16日,钱大钧宣布:“所有一切集会结社,非得本司令许可,不得擅自开会。”[34]17日,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协会、全国总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被改组。
广州的大逮捕、大检举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军政督察委员会下令组织工人检举委员会。黄埔军校也组织了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凡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的,“平时吵嘴闹事的”,均被视为共产党员,属于检举之列。有些非军政机关,任意逮捕人民,擅自讯办,迫使公安局不得不出面禁止。22日,刘尔崧、李森、萧楚女、何耀全、毕磊、沈春雨、刘剑雄、邓培、容保辉、陈辅国、熊锐等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其中,何耀全被装进麻袋,投入白鹅潭。
继广州之后,汕头也于16日发生政变。当地驻军武力接收市党部、总工会等27种组织,封闭岭东日日新闻社,同时下令逮捕杜国庠、李春涛、杨石魂等四十余人。
政变之前,在广州的中共党人有一定警觉。4月1日,中共海员工会党团书记陈郁专程到上海,向陈独秀提议,组织以南方海员工人为主的总同盟罢工,然后号召全国其他行业工人响应。陈独秀认为这样做“会把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35]。此后,中共曾准备组织黄埔学生教导团、军官训练班、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进行抵抗,“背城一战”[36]。4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全市党团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提高警惕,准备战斗[37]。14日,李森、刘尔崧、何耀全又在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召开各工会领导人特别会议,决定发动总罢工,组织工人自卫队[38]。但是,政变“来得太快,无从集中力量”[39],只有奉命进抵西郊的农军和部分铁路工人进行了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22日,在陈郁和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的领导下,广州部分工人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抗议广州当局逮捕、杀害革命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海员工人们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横幅在中山路等地游行[40]。23日,广州当局处决了散发传单、鼓动罢工的周翼华等五人。报载:“三男犯不发一语,且无畏惧之色,而两女犯皆属妙龄少女,装束时髦,毫无瑟缩之态,且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种种口号。”[41]
广东清党之后,往日蓬蓬勃勃的气象消失净尽。6月13日,陈可钰致胡汉民函称:“当事者往往不择手段”,“劣绅土豪以为是他世界”,“今日之现状,如以十五年眼光观之,是开倒车也。”[42]
(六)广西清党
上海反共会议之后,黄绍竑本拟和李济深一起回南,但蒋介石认为有李济深就够了,李宗仁也邀黄协助在第七军中清党,于是,黄绍竑便留了下来[43]。他打电报给广西黄旭初(第七军参谋长兼旅长)、黄剑鸣(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华表(省党部委员,代宣传部长)、朱朝森(省政府秘书长)等四人,要他们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组织清党委员会,可以权宜行事,不必遇事请示。同时,命刘日福旅派兵全力进攻东兰韦拔群所领导的农民武装[44]。
黄旭初接电,立即组织九人清党临时委员会。其成员为黄旭初、朱朝森、黄华表、黄剑鸣、伍廷飏、吕竞存、蓝呈琪等,又指定龚杰元、黄华表、伍廷飏、黄同仇等为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的分区代表。
4月12日,黄旭初等开始行动,逮捕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曾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荫西、邓哲等。7月,黄华表提出,要在全省洗监,将在狱的人全部杀光,因伍廷飏等反对,决定择要处决。9月1日,雷沛涛、邓哲、梁六度、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梁西园、冯荫西、梁砥等13人牺牲[45]。当时广西共产党员很少。据黄绍竑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凡是过去反对政府的,只要不是容县人,不经过审讯就杀害了。”[46]7日,在梧州逮捕一百余人,在南宁杀害12人。10月9日,邓匡等14人牺牲。
(七)云南内争与龙云“清共”
“二六”政变后,云南形成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联合统治的局面。
政变后,云南先后成立了三个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设立于法政学校内,被称为“法政党部”;右派设立于圆通街,被称为“圆通党部”;龙云舅子李培天成立的省党部设立于议会大楼,被称为“舅子党部”。5月7日,龙云派兵查封左派省党部及省农协,逮捕共产党人、省农协主席李鑫、省工会负责人黄丽生及国民党左派王复生等人。
在四镇守使中,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长的胡若愚自认资历较深,首倡倒唐,对龙云占据昆明不满;龙云年岁居长,其兵力达3万余人,实力在各镇守使之上,对只获得省务委员会委员也意有未足。二人矛盾日深[47]。6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之际,胡若愚派兵包围龙云住宅,逮捕龙云,囚禁于铁笼中。史称“六一四”政变。7月1日,胡若愚宣布云南“易帜”。
龙云虽然被囚,但其部队依然存在。龙云的表弟、亲信旅长卢汉等人乘夜逃出城外,集结部队,并请出滇军老将胡瑛暂代第三十八军军长,率军东下反攻。双方在祥云县清华洞、云南驿一带激战,胡若愚、张汝骥部不支,败守禄丰。卢汉攻城,旬日不下。胡瑛乘机率部直指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龙云撤离,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时,将龙云释放。胡部南退至昭通,张部绕道退到曲靖。
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同月,蒋介石派李宗黄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到达云南。1928年1月17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同日,龙云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规模地镇压云南共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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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三三一”惨案与刘湘进攻泸州起义军
刘湘在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后,有一段时期,和重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左倾姿态很迷惑了一些人。川康督办衙门前经常有无数民众结队请愿,男女学生们更直接称他为“刘同志”。但是,刘湘担心左派会挖他的“墙脚”[1],当他摸清楚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有左右派之分时,就迅速和右派勾结起来。
自1927年1月起,刘湘和蒋介石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刘湘派往蒋处的有军法处长李子骏,蒋介石派往刘处的有川康政治宣传员黄明豪和一批黄埔学生。黄向刘湘传达了蒋介石对四川将领的希望,刘湘则表示“愿效前驱”[2]。3月5日,右派卢师谛密函张静江、蒋介石,声称“川中党务,全操共派之手,三民主义已失领导群众之权与地位,惟今犹可救,缓则无及”。他要求张、蒋二人“毅然断然,忍痛一割”,自称“尚能以川省多数之力,为诸兄后盾”[3]。16日,蒋介石所派四川宣慰使吕超和四川党务特派员向育仁(传义)到渝,和刘湘“商洽一切”。23日,蒋介石再派戴弁到川。通过这些往来,刘湘得悉蒋的反共意图,待机而动。
当时,正值南京事件之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游行示威。消息为刘湘得知,立即密报蒋介石,蒋电复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4]。3月30日,团阀曹燮阳约集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四县联团首领及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密商反共[5],同日,刘湘指使师长罗仪三恫吓杨闇公,要他取消预定的大会。次日晨,又派人利诱:“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6]这些,都遭到杨闇公的拒绝。
31日,会议按计划在重庆打枪坝广场举行,参加民众、学生约二三万人。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王陵基和曹燮阳等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举,“对着那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小孩子,杀,打,射击”[7]。总计,当场被打死、踩死者约达五百多人,其中身穿童子军制服的小学生约二百余人,工人代表五十余人[8]。有些女学生被打死、踩死后又遭到侮辱。亲历者记述说:“于是他们又动起手脚来了,几撕,几拉,几翻,几跌,居然就把她们剥得精光”,“他们狞笑着,踢弄着,好似别饶风味。她们的阴户,有被贯入石子的,有被贯入甘蔗头的。”[9]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反动派们却感到兴奋。有一封报告曹燮阳的信说:“将乱党打死七八十人,带伤者不暇计及。内中惟学生占多数,甚有女生衣裤多被撕毁,竟成裸体者。似此惩创,实系痛快!”[10]反动派们就是这样地丧失人性。
当日,刘湘和王陵基出告示说:“本日市民大会,工学冲突,已派兵弹压矣。”
在打枪坝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刘湘又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中山、中法等学校进行搜剿。左派陈达三、冉钧等先后被杀,漆南薰的尸体被砍成数段,扔在路旁。杨闇公于4月3日启程赴武汉报告,4日被捕。刘湘、王陵基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杨闇公坚毅不屈,表示:“我头可断,志不可夺。”6日,被割舌,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三弹,壮烈牺牲。
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指责武汉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也。”电报称:“值此是非未明,群言淆乱之际,尤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国救党之运动。”[11]自此,四川再度沦入黑暗统治之下。
同月13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用28个团的兵力进攻泸州。20日,刘伯承和起义军各路司令致电武汉政府,呈请讨伐刘湘,表示“愿率所部,报命前锋”[12]。同时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在吴玉章等的推动下,武汉政府任命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以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但这并不能解决起义军的任何实际问题。5月12日,刘湘自任总指挥,增调军队,加紧进攻。泸州起义军至此已坚守一个多月,弹尽粮绝,陈兰亭、袁品文等也发生动摇。16日,刘伯承等三人缒城撤离,辗转奔赴汉口报告。23日,起义军乘夜突围,泸州陷落。6月初,起义军到达贵州桐梓,陈兰亭将队伍拉出,投奔杨森,袁品文等余部为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
(二)杭州“三三○”、“四一一”与宁波“四九”事件
正像许多地方一样,浙江省也存在着两派工会组织。
杭州总工会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拥有产业工人约二十万。但是,杭州还有大量职业工人,如泥水、木匠等。1927年春,蒋介石派陈希豪等将这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职工联合会,也达到四万人之众。他们大部分是东阳人,后来,温台帮工人也参加进来,声势更大[13]。该会负责人张浩原是旧国会议员,后依附陈果夫。其他负责人不是官僚、旧军人,就是讼棍、鸦片鬼。当年3月,张静江从南昌回到浙江,通知陈希豪等已决定“清党”,并给予陈等以经费支持[14]。
3月28日,浙江省党部函请省政府转令公安局解散职工联合会。29日,政务委员会决议接受省党部要求。30日,职工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火腿、柴炭、泥水等33个工会,号称10万人。会后游行,一路毫无阻碍,显然事先得到军警当局的默契。行至杭州总工会门前时,突然有一部分人手持木棍,闯入捣毁。因总工会已有戒备,双方对敌,受伤五十余人[15]。事后,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又围攻了浙江省党部。次日,杭州总工会、杭州学联、各界联合会、总商会等团体决定罢工、罢市、罢课,发动10万人游行请愿。途中,巡警及驻军开枪阻止,捉去工友三四十人。当晚,工人派代表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提出撤换公安局长章烈、解散职工联合会、发还纠察队器械、惩凶等五项要求[16]。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杭州留守主任罗为雄派队到总工会,收缴纠察队的铁棍、长枪、刺刀等物,出告示称:“该工会纠察队,行为横暴,秩序因之紊乱,实属扰乱后方,应即解散,以维公安。”[17]4月1日,被拘工友陆续释放。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
4月10日,章烈自沪返杭,奉密令,查办各机关“反动分子”。11日,全城戒严。职工联合会“工人”会同士兵进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搜捕查人伟、丁济美、戴学南等,押出游街,一路高呼“打倒把持政权的跨党分子”等口号[18]。当日,共捕32人。宣中华避至上海,在车站被第二十六军捕杀。同日,总工会及纠察队均被解散。
杭州发生政变的同时,宁波也发生类似事件。
4月9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下令戒严,派兵分头驻守宁波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社,同时传讯报社经理庄禹梅。宁波市政府、党部、总工会、商会等派代表质问王俊,王竟将代表扣留。当夜,王派出武装士兵将党部、总工会、农协等团体一律解散。10日,铁路总工会、海员工会等组织宣布罢工、罢市、罢课,召集市民大会。王俊派兵向到会工人及纠察队开枪,击毙三人,重伤二十余人,捕三十余人。同日,王俊也召集所谓市民大会,但到者仅一二百人,当场宣布:改组市党部;将总工会改为工人同盟会;组织“人民裁判会,审判被捕诸人”[19]。
宁波事件是蒋介石直接操纵的结果。行动前,王俊曾赴沪向蒋介石请示[20];事后,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宁波“反动派”鼓动总罢工,“图行暴动”[21]云云。
(三)福州“四三”与厦门“四九”事件
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左右派都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左派掌握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民众运动委员会、福州学生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以《民国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省党部筹备处宣传部主任委员马式材、工人委员会主任李培桐、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徐琛、《民国日报》编辑主任潘谷公等。右派掌握着临时政治会议、福州市县党部筹备处、福州总工会,以《求是日报》为喉舌。代表人物有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展云、前独立第三师师长林寿昌等,此外,右派并形成了独立厅同志社、参谋团,青年奋进社、晶社、国民党青年俱乐部等小组织。1927年3月4日,在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共产党员戴任主持下,东路军各级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和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负责审查民众团体备案,解决民众团体纠纷等事宜。左派的这一决定堵塞了右派假群众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路子,因此,遭到强烈反对。
3月8日,在方声涛、冷欣等人策划下,福州总工会集会并游行,要求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解散店员总工会等左派团体,驱逐马式林、李培桐、潘谷公、徐琛等“四凶”。同日省临时政治会议分会议决,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职权及马式材等人职务。右派的这一决定也遭到左派的强烈反对。9日,店员总工会联合四十多个团体举行拥护党权大会,公推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主持会议,呼吁各界支持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要求省临时政治会议解散福州总工会。会后游行时,林寿昌等指使暴徒数十人,持枪械冲击,殴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江削五。此后,右派即连续秘密会议,派遣周一志、冷欣、方绍美等人赴各地联络,策划反共。
4月3日,福州右派总工会等团体,召开拥护蒋介石及护党运动大会,方声涛任主席。会议议决16条,主要为:一、拥护蒋介石在军政时期行使全部职权;二、肃清跨党分子;三、取缔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策之口号、标语、传单、出版物;四、惩办破坏福建党务,“扰乱北伐后方”的戴任、马式材等人;五、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六、收回《福建日报》。会议还决定组织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公举谭曙卿、方声涛、林寿昌等为委员[22]。会议进行中,新编第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五人挺身而出,登台指责会议“淆乱群众听闻,实为西山(会议)派捣乱北伐后方”。方声涛恼羞成怒,命人捆缚方毅威,宣布“反动派应枪决”,台下哄然举手。混乱之间,四人逃走。右派总工会的纠察队在方毅威的背上插上纸旗,大书共产党三字,于散会后拥令游街,在行至万寿桥时,用手枪击毙,抛尸江中[23]。当夜,谭曙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全省戒严,以谭为全省戒严司令,张贞为福州戒严司令,同时议决派出侦探、军警进行搜捕。6日,由福州市党部筹委会主任、右派黄展云出面兼任省党部筹委会主任,《福建民国日报》被迫停刊到9日,改名《福州民国日报》。
面对右派的凶焰,中共福州地委曾于3日晚商讨对策,决定于次日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声讨右派。4日上午在店员总工会集议,计划召集工人游行,被谭曙卿派部队解散。随后,福州地委书记徐琛、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兴钟三十余人先后被捕。
继福州之后,厦门于9日发生政变。
8日夜,方声涛、谭曙卿密电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令其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妇等团体领袖。9日,由“建筑总工会”出名召开拥蒋护党大会[24]。会后,林国赓即派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逮捕正副委员长罗扬才、杨世宁,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该会主席黄树埔(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当日晚,有四五百人到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罗、杨等人,被林国赓下令驱逐。11日晨,军警手持“扰乱公安,格杀无论”的旗帜,游行街市。
(四)南京“四九”、“四一○”事件
江右军攻克南京后,蒋介石即委派温建刚任公安局长,杨虎为特务处长,帮会头目、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陈葆元为特务员,加紧准备镇压革命力量。同时,中共上海区委也力谋协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南京,发展革命形势。南京成为双方必争的要地。
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上提出:“南京非常重要,省党部赶快迁去。”[25]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自上海迁宁,与左派南京市党部计议,加紧党务、政治各方面的工作。5日,省、市党部在金陵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拥护武汉中央,拥护三大政策等21项议案[26]。即在此时,东路军入城,有人称奉蒋总司令命令,另组市党部。第六军政治部当即予以查封。同时,又有所谓劳工总会出现。该会系陈葆元等以每人两块银元的代价收买流氓所组织。第六军政治部接受省、市党部要求,准备查封,但温建刚即出面保护,声称劳工总会是真正的工人团体,总司令准许组织的[27]。6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举行筹备会议,推选李富春、李隆建、张曙时、侯绍裘四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于4月11日成立省政府。同日,农协开会,但公安局随即布告,各界如集会,须经公安局核准,否则即予取缔[28]。
左派们感到了局势的严重。4月8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及少数军人到场,第一军无人参加。会议决定严厉处置伪市党部和劳工总会。当日下午,省党部宴请各军、各机关长官,侯绍裘与温建刚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训话。侯称:“现在反革命派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当秉总理遗训,继续工作。”温称:“如有发现违背三民主义及妨碍革命工作者,当以权力手段,扫除一切障碍。”[29]同日深夜,侯绍裘召集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会议,提出要作好准备,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30]。9日,原订召开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因蒋介石于当日到宁,临时改为欢迎大会。下午开会之际,陈葆元率领劳工总会的流氓,口称“奉蒋总司令命”,先后捣毁省、市党部及总工会,将戴盆天、黄竞西、张曙时、高尔柏等二十余人绑架,送入公安局。正在开会的群众得到消息,决议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保护省、市党部及南京市总工会,封闭劳工总会。10日,江苏省党部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提出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委员会审判、武装工人纠察队自卫、释放张曙时等7项要求。会后整队到总司令部请愿,派刘重民等六人为代表同蒋介石交涉。自上午10时至下午3时,群众在风雨中等候了五个多小时,代表出来报告说,交涉毫无结果,蒋称:“此时皆是民意,无所谓有真伪。”[31]下午5时多,突然拥出一批流氓向群众大打出手,同时警卫用排枪射击,便衣匪徒以短枪响应,计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当夜,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集会,商议应变措施,突遭包围,侯绍裘、刘重民、谢文锦、陈君起等被捕。蒋介石企图以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收买侯绍裘,侯严词拒绝,被活活戳死,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刘重民及女共产党员张应春等同时遇难。
(五)广州“四一五”大逮捕
上海反共会议召开后,李济深、古应芬诸人即匆匆回粤。4月14日,李济深、古应芬、徐景唐、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陈孚木等议决,于15日戒严,搜捕共产党人,收缴工会纠察队枪械。同时,任命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督同公安局长邓彦华处理一切。
15日凌晨2时,广州紧急戒严。钱大钧首先派出军队控制电报、电话,随即包围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等地,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等地则由公安局派保安队搜索,总计逮捕二千一百余人。以工人占多数,其次为学生,仅中山大学一校就捕去学生四十余人。逮捕者并不熟悉被捕者的情况,邓彦华不得不致函孙文主义学会、机器工会等右派组织,要他们派人前来指认。结果,发现其中居然有“极端信仰总理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工友”在内[32]。黄埔军校是李济深的清党重点。事前,他对方鼎英说:“黄埔已经共产化,要用武力解决。”方担保不会出问题,可不必动用武力。当日学生队紧急集合,宣布共产党人名单,按名逮捕,其中不少并非共产党员,最后共逮捕近五百人[33]。
同日下午,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等会同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执行广东党务、政治、军事最高权力,以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特别委员,黄居素为秘书长。当日决定成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军政督察委员会及宣传委员会。据称:民众运动委员会的任务为统一民众运动,使一切民众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军政督察委员会的任务为侦察并惩治一切反动分子;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为主持一切宣传事项,检查报纸及一切书籍、印刷品。会议通令各级党部限三日内将共产分子检举,同时限令CP及CY分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会议并决定以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以原中央银行副行长黄隆生代理中央银行行长,派陈孚木接管《广州民国日报》,曾养甫接管《民国新闻》。16日,钱大钧宣布:“所有一切集会结社,非得本司令许可,不得擅自开会。”[34]17日,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协会、全国总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被改组。
广州的大逮捕、大检举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军政督察委员会下令组织工人检举委员会。黄埔军校也组织了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凡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的,“平时吵嘴闹事的”,均被视为共产党员,属于检举之列。有些非军政机关,任意逮捕人民,擅自讯办,迫使公安局不得不出面禁止。22日,刘尔崧、李森、萧楚女、何耀全、毕磊、沈春雨、刘剑雄、邓培、容保辉、陈辅国、熊锐等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其中,何耀全被装进麻袋,投入白鹅潭。
继广州之后,汕头也于16日发生政变。当地驻军武力接收市党部、总工会等27种组织,封闭岭东日日新闻社,同时下令逮捕杜国庠、李春涛、杨石魂等四十余人。
政变之前,在广州的中共党人有一定警觉。4月1日,中共海员工会党团书记陈郁专程到上海,向陈独秀提议,组织以南方海员工人为主的总同盟罢工,然后号召全国其他行业工人响应。陈独秀认为这样做“会把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35]。此后,中共曾准备组织黄埔学生教导团、军官训练班、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进行抵抗,“背城一战”[36]。4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全市党团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提高警惕,准备战斗[37]。14日,李森、刘尔崧、何耀全又在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召开各工会领导人特别会议,决定发动总罢工,组织工人自卫队[38]。但是,政变“来得太快,无从集中力量”[39],只有奉命进抵西郊的农军和部分铁路工人进行了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22日,在陈郁和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的领导下,广州部分工人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抗议广州当局逮捕、杀害革命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海员工人们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横幅在中山路等地游行[40]。23日,广州当局处决了散发传单、鼓动罢工的周翼华等五人。报载:“三男犯不发一语,且无畏惧之色,而两女犯皆属妙龄少女,装束时髦,毫无瑟缩之态,且沿途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种种口号。”[41]
广东清党之后,往日蓬蓬勃勃的气象消失净尽。6月13日,陈可钰致胡汉民函称:“当事者往往不择手段”,“劣绅土豪以为是他世界”,“今日之现状,如以十五年眼光观之,是开倒车也。”[42]
(六)广西清党
上海反共会议之后,黄绍竑本拟和李济深一起回南,但蒋介石认为有李济深就够了,李宗仁也邀黄协助在第七军中清党,于是,黄绍竑便留了下来[43]。他打电报给广西黄旭初(第七军参谋长兼旅长)、黄剑鸣(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华表(省党部委员,代宣传部长)、朱朝森(省政府秘书长)等四人,要他们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组织清党委员会,可以权宜行事,不必遇事请示。同时,命刘日福旅派兵全力进攻东兰韦拔群所领导的农民武装[44]。
黄旭初接电,立即组织九人清党临时委员会。其成员为黄旭初、朱朝森、黄华表、黄剑鸣、伍廷飏、吕竞存、蓝呈琪等,又指定龚杰元、黄华表、伍廷飏、黄同仇等为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的分区代表。
4月12日,黄旭初等开始行动,逮捕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梁六度、雷沛涛、曾天壮、陈立亚、周仲武,国民党南宁市党部委员冯荫西、邓哲等。7月,黄华表提出,要在全省洗监,将在狱的人全部杀光,因伍廷飏等反对,决定择要处决。9月1日,雷沛涛、邓哲、梁六度、雷天壮、陈立亚,周仲武、梁西园、冯荫西、梁砥等13人牺牲[45]。当时广西共产党员很少。据黄绍竑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凡是过去反对政府的,只要不是容县人,不经过审讯就杀害了。”[46]7日,在梧州逮捕一百余人,在南宁杀害12人。10月9日,邓匡等14人牺牲。
(七)云南内争与龙云“清共”
“二六”政变后,云南形成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联合统治的局面。
政变后,云南先后成立了三个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设立于法政学校内,被称为“法政党部”;右派设立于圆通街,被称为“圆通党部”;龙云舅子李培天成立的省党部设立于议会大楼,被称为“舅子党部”。5月7日,龙云派兵查封左派省党部及省农协,逮捕共产党人、省农协主席李鑫、省工会负责人黄丽生及国民党左派王复生等人。
在四镇守使中,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长的胡若愚自认资历较深,首倡倒唐,对龙云占据昆明不满;龙云年岁居长,其兵力达3万余人,实力在各镇守使之上,对只获得省务委员会委员也意有未足。二人矛盾日深[47]。6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之际,胡若愚派兵包围龙云住宅,逮捕龙云,囚禁于铁笼中。史称“六一四”政变。7月1日,胡若愚宣布云南“易帜”。
龙云虽然被囚,但其部队依然存在。龙云的表弟、亲信旅长卢汉等人乘夜逃出城外,集结部队,并请出滇军老将胡瑛暂代第三十八军军长,率军东下反攻。双方在祥云县清华洞、云南驿一带激战,胡若愚、张汝骥部不支,败守禄丰。卢汉攻城,旬日不下。胡瑛乘机率部直指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龙云撤离,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时,将龙云释放。胡部南退至昭通,张部绕道退到曲靖。
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同月,蒋介石派李宗黄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到达云南。1928年1月17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同日,龙云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规模地镇压云南共产党组织。
发布时间：2024-06-16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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