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田子方》)

鉴　赏

随着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胜利，它对生命的看法也在整个世界文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生命是什么?古希腊人的回答很简单，亚里士多德说：“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人身上的上述某些素质，同动物身上相应的素质比较起来，也只有是差别而已。”认为人不过就是一种高级动物而已。

既然人是动物，那么当然要将自己的动物性扩展到最大化。这样，野蛮、放纵、堕落，便成了合逻辑的推论。

到了20世纪以后，这种动物化了的生命观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东传一起来到了中国。鲁迅就说：“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略论中国人的脸》)为了摆脱民族的疲软，这位文豪已经不惜启灵于禽兽了。到了今天，国人心中“兽性”真的成了气候，先生倘若地下有知，又该说些什么呢?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太清楚，中国古人有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生命观。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的身体与心灵并非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心并不仅仅只是指肉质的心脏，更是指其中包蕴着的神明。这个神明并非如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只是肉体的派生物，而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正因为如此，它的灵动与否，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身体可以死亡，但心不能死。否定了心，也就否定了生命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古人看来，“心”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功能，而是与其对象“物”本来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以两个“名”来指称罢了。《老子·一章》云：“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说的就是当下的这种心生物、物赋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肉质的身体没有关系。肉质的身体只是提供了眼、耳、鼻、舌、身、意的一整套认识器官，起一个过滤的作用。这六个器官从来不是什么可靠的东西，“心”的整体的能量运动恰恰被它们扭曲了。所以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对心性的修炼，这不仅仅是今人所谓的修身养性，其本身就有改造世界的意义。

进入现代以后，这个修心的传统在主流的思想世界里断掉了。即便是最深刻的哲学家，也不由自主地掉入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陷阱中。以这样的眼光来读中国古代原典，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事。古人对“心”的强调被等同于西方人的“唯心主义”，充其量，也不过为这个已经物化了的世界打一点道德补丁而已。

不将基本的生命观调整过来，想真理解博大精深的国学，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