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鸡鸣”、“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列女传》)。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这就得联系诗人自身的遭际来考察了。在班固的一生中，曾有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发私撰国史(《汉书》)而入狱。幸亏他兄弟班超诣阙上书申辩，才被释放；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阳令种竞。种竞利用大将军窦宪事败之机，捕系班固。最后因无人救援，死于狱中。《咏史》一诗，大约正作于晚年系狱之际。也许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班固就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了。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岂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不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凄怆？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

历来评论班固此诗者，总要用钟嵘“质木无文”一语，以贬斥其艺术成就。其实，作为一首早期的文人五言诗，此诗虽然“质木无文”，但能在短短十数行间，如此凝炼地抒写缇萦救父事件的始末，其概括力并不下于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等诗。而且在叙事之中，也时有“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声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寄慨，不乏唱叹之致。钟嵘《诗品》称其“有感叹之词”，将其视为“东京二百载中”所不多见的五言代表作，正是承认了它艺术上的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咏史诗》不失为五言创制时期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