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土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并记》，表现高尚美好的人类社会理想，是渊明晚年的代表作品。了解传统文化，这是必读之作。

先读《记》文。从“晋太元中”到“豁然开朗”，可谓引子，叙述桃花源之被发现。此节文字已带出传奇色彩。“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仿佛若有光”，“豁然开朗”等语，尤能状出奇异之感。间或写景亦很优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颇能引人入胜。从“土地平旷”到“不足为外人道也”，是中心段落，描写渔人与桃源人之接触，通过渔人之眼呈示桃源世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启示着桃源世界的人间性。“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则意味着桃源人之富于人情味。“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更表明桃源人对自由之酷爱，对传统之忠诚。这些意义，自然不是世间渔人所能理解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源人与世间人的这一番对话，实无异为桃源与世间的一种文化比较。但其深刻意蕴，则有待《诗》中阐发。从“既出”到“后遂无问津者”，可谓尾声，交待渔人之背约，桃源之不可再寻，愈增扑朔迷离之传奇色彩。这便令人更加向往，渴望更多了解桃源。《诗》，于是顺着读者此种心理推出。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起唱六句，揭示桃源产生的历史。自从秦始皇悖逆人道，贤者便纷纷避世隐居。人道出于天道，故曰“天纪”。这是先秦儒道两家的共同思想。“贤者避世”是孔子的话(《论语》)，这也是儒道相通之点。“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为避秦乱，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人到商山隐居，称“商山四皓”。那时候，桃源的先民们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记》是从屋舍良田写入桃源，《诗》则从历史根源写入，但是都说明着桃源世界的人间性。“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初来桃源的足迹渐渐湮没了，那道路渐渐荒芜消失。比较《记》语“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此二句诗尤具岁月绵邈、桃源渺茫之感。以下便正面展开桃源世界，揭示其文化特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桃源人相勉努力耕种，他们日出而作，日落各归所居休息。此二句，暗用《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用得到家。“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桑竹采用犹有馀荫，五谷能够及时种植。这暗示着没有横征暴敛、徭役、战乱的干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古人的理想，在这里是实现了。“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此二句诗互文。春收蚕丝，秋收粮食，没有官家征税，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君王！桃花源，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虽说荒草掩路，可是阻隔的实在只是与外界的交通，桃源人之间，却是常来常往，交情至为淳厚。上文“相命肆农耕”，下文“斑白欢游诣”可证。鸡鸣狗吠，其声互答，是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友好。“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衣裳即上下装。上文“秋熟靡王税”二句是揭示桃源政治经济之特质，此二句则是揭示桃源民俗文化之特质。礼法、服制犹保持古风，这意味着古老的美德之保持。所以：“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孩儿们在天真活泼地唱着歌，头发斑白的老人们哪，在欢欢喜喜地往来游玩。这岂止是“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不言而喻，古人所理想的“幼有所长”，比较容易做到，而“老有所终(善终)”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办到。这里是全都实现了。从敬老爱幼的全幅落实，最能透视桃源道德文化之特质。不过，桃源人对科学知识则不感兴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桃源人从草木的发荣与凋落，便知道春秋之变化。虽说没有岁历的推算记载，一年四季那是清楚的。下文点出此中真意：“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简朴的生活快乐有馀，哪里用得上什么智巧呢！智巧尚且不存在，欺诈权谋就更谈不上。桃源文化之特质，乃是道德与自然兼尚，二者并行不悖。“俎豆犹古法”与“于何劳智慧”二句，可证。“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秦到晋，六百多年，此举大概。桃源的奇迹一直隐没了数百年，今日却向世人显露了她似乎是神仙般的境界。然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源风俗自淳厚，世间风俗自浇薄，道不同又何能相谋？所以桃源只能显露一下便又深深隐蔽起来。“异源”二字极可注意，深刻揭示出桃源与世间在文化根源之地的异质。“薄”之一字，是对现实社会的根本批判。“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游方士，即游于方内之士，指世间俗人。试问世人，你们又怎能了解尘世之外的人间呢？不能的。你们与他们属于两个世界。“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我多么愿意乘着轻风高飞远举，寻找那些与我志趣投合的人们啊。诗人自我的最后出现，是诗人全幅真性情的自然呈露。

桃花源的理想社会，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热爱劳动、富于人性、酷爱自由、忠于传统为特质。这一理想，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根本否定。当时的社会，充满阴谋、篡夺、屠杀、战争，广大农村，民不聊生。渊明躬耕便难得温饱，一般农民状况可想而知。没有对时代的感愤，对社会的反省，对人民的同情，决不可能有这一理想的产生。桃源理想社会的人间性(非仙非佛、非彼岸世界)，实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的根本否定。渊明所居附近的庐山，是当时佛教一大中心。元兴元年(402)，名士刘遗民等百馀人与庐山僧人慧远，在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影响极大。(《高僧传》)西方，彼岸世界也。桃源则是人间世界。渊明所创造的社会理想，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间品格，亦是对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有力回应。

桃源社会理想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从汉末至东晋，战祸频仍，各地人民往往逃入深山险境聚居避难，有的形成堡坞社会。但其中仍是等级制度森严。桃源则与之根本异趣。桃源理想，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更重要的成因是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她吸取了《礼记》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思想，而扬弃了其“选贤与能”之成分；她吸取了《老子》“小国寡民，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思想，而扬弃了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及“绝仁弃义”之成分(桃源尚有古礼)。她可能还吸收了魏晋以来从阮籍、嵇康到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终于是自成一新天新地、新境界。《桃花源诗并记》，堪称《礼记》以降，中国文化之一大瓌宝。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珠联璧合，又相对独立，读来并无重复之感。《记》以渔人之眼示现桃源。渔人背约，足见其为一俗人，故不可能对桃源有同情之了解。《记》中故事，可视为桃源文化与世间文化之一次碰撞。《诗》则以诗人之眼观照桃源，对桃源作深入揭示，并表达出对桃源之认同与追求。《记》富于传奇色彩，小说情调，《诗》则直凑单微，意蕴深远。《记》与《诗》为一整体，《记》是缘起，《诗》才是本体。《记》见“史才”，《诗》则见“诗笔”、“议论”。作品的结构，是“文备众体”，显示了艺术上的独创。《桃花源诗并记》，对后世同类体裁之文学创作，如元白叙事诗，实已导乎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