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勇儿，烂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是隋炀帝的诗句。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企图把虐民祸国的两桩罪行，如此轻描淡写地加以开脱。实质上，“南幸江都”集中反映了他那“无厌之欲”、“淫荒无度”的腐化生活；“三征高丽”深刻暴露了他那“混一戎夏”、独霸四海的狂妄野心。《挽舟者歌》对暴君上述两桩暴行、特别对“水殿龙舟事”作了沉痛控诉，其内容足可与王薄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比美。

这首民歌最早见于托名唐罗隐所作《海山记》。书中说：“帝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帝闻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徊徨，通夕不寐。”这段记叙，颇道出了这首歌辞的威力。但《四库提要》论证《海山记》诸书云：“所录炀帝诸歌，其调乃唐李德裕所作望江南调……大业中安有是体”，“盖宋人所依托”，所言不可谓之无理。另外此诗直书“隋堤道”，隋人不当作如是语。只是，歌谣的真伪问题，毕竟是很复杂的。尽管有些证据可以证明这首诗非出于隋代，也并非没有再加探考的余地。在加以必要的说明后，似仍可收录在本辞典中。就诗本身来说，则确能反映挽舟者的悲惨遭遇，宣泄其沉痛心声，反映隋末这一特定时代的风貌。

前四句由征辽的兵役引入挽舟的徭役，以儿之饿死对照“我”之受困。隋炀帝动用上百万的军队征辽，而征调来运粮饷的民伕则更多，遂使农田废耕，百姓流徙。而长途行军供应维艰，士兵很大部分在跋涉途中已经饿死病死累死，挽舟者的儿子不过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名牺牲者。青山埋骨，说明尸体无人收殓。儿已死于青山，暗与后文“我”将死于荒沙遥相呼应。一老一少，父子同是白骨露野，互为映衬。接下三、四句，由“昔”过渡到“今”，写“挽龙舟”。炀帝开河造船，宫锦作帆，彩丝编缆，强夺民女，征调纤夫。他率领二十万人的游玩队伍，浩浩荡荡开向江南，沿途勒索贡献，括尽人民膏血，制造饥饿和灾难。这些挽舟者为什么受“困”于“隋堤道”呢？不言而喻，仍是受饥饿和劳累的折磨，因此接着明点出“困”的原因并加推衍。

“方今天下饥”，泛言当时饥馑已广被隋朝整个统治领域，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在挨饿，都备受残酷敲剥的荼毒。接着，诗又由己之困饥，预测到己之必死，为什么呢？仅有的一点给养“路粮”已快耗罄尽，“无些小”了；而“隋堤道”却是如此迢遥，前面计程还有三十，过一程又一程，漫无尽头。粮绝路长，“此身”，当然也包括所有挽舟者的贱躯，眼看尽将保全不住了。读到这里，必会发人深思，由“挽舟者”自然联想到炀帝这一伙“乘舟者”。他们宁可把地方官括献来的珍肴坏掉埋掉，也不肯把残羹馀汤施舍给挽舟人。暴君是不会顾恤人民死活的。“海内财力此日竭，舟中歌笑何时休”(白居易《隋堤柳》)。下“困”缘于上荒，独夫民贼难道能长久统治下去吗？

接着由悬想自己将惨死，写到死后全家的殷忧。“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两句渲染了一个异常苍凉、凄楚的环境。运河堤边荒滩硗瘠，野烟冥蒙，挽舟人将在这里暴尸黄土，萦骨草蔓。“寒骨”，表明尸骸久死未瘗，“幽魂”，陈说长作望乡幽灵。一个“泣”字，令人想见“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憭慄氛围，这是冤死者死不瞑目的控诉！

“悲损”二句互文，译意是说：“我家的父母和妻子整天倚门而望，因音讯断绝而望穿双眼、悲损形体。”本是团圆的一家子，却给弄得妻离子散，人亡家破。“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而存者却长陷苦痛。“十室几人在”(杜甫：《征夫》)？这普遍的家庭惨剧制造者能不令人憎恨！

最后四句，以极其悲怆怛恻的笔调哀祷，生不能归，仍望死求归葬。因为死已注定难免，但求能免“生死魂孤骨不收”(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罢！挽舟人悬想降临一个义勇之士为自己收尸，然后素旛丹旐，接引亡灵，庶几魂兮归来，托梦父母妻子，好让魂梦相接。同时也期待他拣回自己余留的骨殖，背负回家乡安葬，勿令游魂沉沦，永作异域野鬼。两个“其”字拈连，表述出自己愿望止此而已，吞声饮恨，词堪断肠。

全诗以层递方式写苦痛：由辽东到隋堤，由儿死及己困，由儿饿己困而进至天下皆饥，由饥、困而逆料必死，由身死而推想家破，由暴骨、游魂的预测勾起招魂、归骨的幻想。苦痛愈出愈惨烈，揭露也就愈来愈深刻。诗中饿和饥前后应接，困、饥、死之间借因果作串联；“骨”与“魂”字均在文中自行照顾，绾合紧密；“寒骨”二句以景衬情，“悲损”二句以状传情。这样，诗的结构也显得平铺中寓曲折，直叙中含圆到，因此全诗虽语甚浅，却也有悲思缠绵不尽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