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二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治世多事业中人，乱世多旷达之士。在汉王朝鼎盛之际，不要说像霍去病这样的武夫，曾满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就是司马迁这样的文人，也充满了继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让也”的壮心。而汉末动乱时代，却是草莽好汉、“乱世枭雄”驰骋的世界。像仲长统这样的文士，既无统率士众逐鹿中原之力，又不愿依附于邪恶强权之辈。当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时，功名事业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为他生性“俶傥”，“不矜小节”，故对世事的愤慨之情，往往发为睥睨一世的旷达狂言。这两首《见志诗》，正是他在被时人“谓之狂生”期间所作的“奇诗”。

先看第一首。这一首着重描述诗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诗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飞鸟，自由往还而不留其迹；树上的鸣蝉，蜕去蝉衣而不为外壳所拘；传说中的腾蛇能去鳞(皮)而飞，深渊的神龙可解角升天。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境界，作为万灵之长的人类，可有达到这种化境的呢？当然有，那就是老、庄所称述的“至人”、“达士”。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类“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比较起来，飞鸟、腾蛇之类又何足道哉！此诗开篇六句，未叙“至人”，先渲染飞鸟、蜕蝉、腾蛇、神龙自由无拘的景象，飘忽而来，奇境纷陈。然后以“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两句喝断，正如奇峰突起，更显得“至人”、“达士”的高逸脱俗。

接着十句，便笔饱墨酣地铺写“至人”、“达士”的神奇境界：“乘云无辔，骋风无足”，是说他们凭借云风来去，根本不需要车辔、马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是说他们以天露、清霄为帐幔，居处于天地之间，哪要什么殿堂楼阁！他们餐饮的是夜半的露气(即沆瀣)，九天的太阳正可充当照明的灯烛。人们大多贪求于珍珠、宝玉；但至人、达士则把夜空的恒星、东方的朝霞视为装饰天地的珠玉；那闪烁的星光、绚烂的霞彩，又岂是凡珠之辉、俗玉之泽所可比拟其万一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象、高度的艺术夸张，展示了至人、达士的自由境界。其壮伟清奇，就是与屈原《离骚》那缤纷多姿的想象相比，也毫不逊色。明人葛立方《韵语阳秋》称它“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认为后世张志和“太虚为室，明月为烛”、刘伶“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等奇句，均从此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这样辽阔、自由的境界，看世间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局促了。故诗人在结尾突然一顿、拄笔而问：“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些人世间的琐事都可以抛弃，为什么偏要让自己受其牵累而困厄终身呢？

如果说这一首是从正面描述至人达士的境界，以表现诗人追慕的“大道”，那么，第二首则笔锋一转，对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诗人的严正批判态度。诗人开笔深深感叹，至人达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识得此中奥妙的，又有几人？诗人以为，“大道”的微妙处全在“任意”和“适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会有是、非的牵挂；只要顺应外物变化，就无所谓可与不可。但“古来绕绕，委曲如琐”，人们总是为声名、利禄所牵缠，就像雕镂的琐纹一样弯曲不展。他们思千虑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于保存自身。仲长统在《旷志论》中曾说：“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于入帝王之门哉！”这正一语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奥秘：他们并非真能“乘云”、“骋风”，不过是不慕势利、淡泊逍遥，故能超脱于世俗之上。由此反观前诗，诗人所夸赞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种种奇妙境界，无非是隐身山野、优游自娱生活的一种艺术夸张罢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种种牵缠世人的忧愁，岂不可任其烟销云散？那钓取功名的“五经”之类，何不四散碎弃、付之一炬？诗人思绪澎湃，笔底顿吐狂言：“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分)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这六句以对仗、排比，一气奔赴，正如有滚滚惊雷，震荡于诗行之间。表现出诗人对世人奉为圣典的一切，怀有多么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难怪元人吴师道读此数句，不禁喟然叹曰：“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吴礼部诗话》)！但正当诗情达到石破天惊之际，紧接着“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东一带)”二句，诗人又将笔一顿，化为纡徐从容之语，以表现优游自娱之志。诗之结尾，则承以淡笔点染之景：“元气为舟，微风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纵意容冶(优游之态)。”以形象的比喻，展现诗人在天地间纵情遨游的自得之态，令人读之心旷而意远。一场批判“五经”、“风雅”的急雨惊雷过去，出现在结尾的，又是悦目赏心的和风丽日。这第二首之格调，正与第一首相应，最终显现的，依然是“穆如清风”的幽幽之韵。

从这两首诗看，仲长统的志向，似乎只在于效老、庄虚无之说，超脱世事，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并非如此。仲长统之鄙弃帝王之门，不过是身处动乱之世，激于一时之愤而发的“旷达”之论。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是颇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所以，后来尚书令荀彧推举他任尚书郎，他就当仁不让；曹操请他参与军事，他便攘臂相从。还“发愤叹息”，著论十余万言，论说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见要遗弃“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对其所述志向，我们大可不必当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这两首诗的艺术表现。它们在体式上，虽还用的是四言。但思绪连翩，想像缤纷，放言无惮，不拘典雅之则。在汉代多作无病呻吟的四言诗中，卓然独立，表现出一种清奇刚拔的风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