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志诗(二首)仲长统)

2019-05-13 可可诗词网-汉魏六朝诗鉴赏 https://www.kekeshici.com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治世多事业中人,乱世多旷达之士。在汉王朝鼎盛之际,不要说像霍去病这样的武夫,曾满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就是司马迁这样的文人,也充满了继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让也”的壮心。而汉末动乱时代,却是草莽好汉、“乱世枭雄”驰骋的世界。像仲长统这样的文士,既无统率士众逐鹿中原之力,又不愿依附于邪恶强权之辈。当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时,功名事业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为他生性“俶傥”,“不矜小节”,故对世事的愤慨之情,往往发为睥睨一世的旷达狂言。这两首《见志诗》,正是他在被时人“谓之狂生”期间所作的“奇诗”。

先看第一首。这一首着重描述诗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诗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飞鸟,自由往还而不留其迹;树上的鸣蝉,蜕去蝉衣而不为外壳所拘;传说中的腾蛇能去鳞(皮)而飞,深渊的神龙可解角升天。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境界,作为万灵之长的人类,可有达到这种化境的呢?当然有,那就是老、庄所称述的“至人”、“达士”。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类“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比较起来,飞鸟、腾蛇之类又何足道哉!此诗开篇六句,未叙“至人”,先渲染飞鸟、蜕蝉、腾蛇、神龙自由无拘的景象,飘忽而来,奇境纷陈。然后以“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两句喝断,正如奇峰突起,更显得“至人”、“达士”的高逸脱俗。

接着十句,便笔饱墨酣地铺写“至人”、“达士”的神奇境界:“乘云无辔,骋风无足”,是说他们凭借云风来去,根本不需要车辔、马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是说他们以天露、清霄为帐幔,居处于天地之间,哪要什么殿堂楼阁!他们餐饮的是夜半的露气(即沆瀣),九天的太阳正可充当照明的灯烛。人们大多贪求于珍珠、宝玉;但至人、达士则把夜空的恒星、东方的朝霞视为装饰天地的珠玉;那闪烁的星光、绚烂的霞彩,又岂是凡珠之辉、俗玉之泽所可比拟其万一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象、高度的艺术夸张,展示了至人、达士的自由境界。其壮伟清奇,就是与屈原《离骚》那缤纷多姿的想象相比,也毫不逊色。明人葛立方《韵语阳秋》称它“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认为后世张志和“太虚为室,明月为烛”、刘伶“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等奇句,均从此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这样辽阔、自由的境界,看世间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局促了。故诗人在结尾突然一顿、拄笔而问:“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些人世间的琐事都可以抛弃,为什么偏要让自己受其牵累而困厄终身呢?

如果说这一首是从正面描述至人达士的境界,以表现诗人追慕的“大道”,那么,第二首则笔锋一转,对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诗人的严正批判态度。诗人开笔深深感叹,至人达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识得此中奥妙的,又有几人?诗人以为,“大道”的微妙处全在“任意”和“适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会有是、非的牵挂;只要顺应外物变化,就无所谓可与不可。但“古来绕绕,委曲如琐”,人们总是为声名、利禄所牵缠,就像雕镂的琐纹一样弯曲不展。他们思千虑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于保存自身。仲长统在《旷志论》中曾说:“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于入帝王之门哉!”这正一语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奥秘:他们并非真能“乘云”、“骋风”,不过是不慕势利、淡泊逍遥,故能超脱于世俗之上。由此反观前诗,诗人所夸赞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种种奇妙境界,无非是隐身山野、优游自娱生活的一种艺术夸张罢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种种牵缠世人的忧愁,岂不可任其烟销云散?那钓取功名的“五经”之类,何不四散碎弃、付之一炬?诗人思绪澎湃,笔底顿吐狂言:“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分)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这六句以对仗、排比,一气奔赴,正如有滚滚惊雷,震荡于诗行之间。表现出诗人对世人奉为圣典的一切,怀有多么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难怪元人吴师道读此数句,不禁喟然叹曰:“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吴礼部诗话》)!但正当诗情达到石破天惊之际,紧接着“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东一带)”二句,诗人又将笔一顿,化为纡徐从容之语,以表现优游自娱之志。诗之结尾,则承以淡笔点染之景:“元气为舟,微风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纵意容冶(优游之态)。”以形象的比喻,展现诗人在天地间纵情遨游的自得之态,令人读之心旷而意远。一场批判“五经”、“风雅”的急雨惊雷过去,出现在结尾的,又是悦目赏心的和风丽日。这第二首之格调,正与第一首相应,最终显现的,依然是“穆如清风”的幽幽之韵。

从这两首诗看,仲长统的志向,似乎只在于效老、庄虚无之说,超脱世事,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并非如此。仲长统之鄙弃帝王之门,不过是身处动乱之世,激于一时之愤而发的“旷达”之论。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是颇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所以,后来尚书令荀彧推举他任尚书郎,他就当仁不让;曹操请他参与军事,他便攘臂相从。还“发愤叹息”,著论十余万言,论说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见要遗弃“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对其所述志向,我们大可不必当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这两首诗的艺术表现。它们在体式上,虽还用的是四言。但思绪连翩,想像缤纷,放言无惮,不拘典雅之则。在汉代多作无病呻吟的四言诗中,卓然独立,表现出一种清奇刚拔的风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