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碑文的赏析与写作·墓碑·《五人墓碑记》(明·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当权的人请求，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志得意满之人，其中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 ”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呼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被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示众，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几位贤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身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传的圣旨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如今一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癫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样一目了然。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扬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安葬在一座大坟墓中，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否则，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他们的墓道上扼腕叹惜，抒发悲愤和感慨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座坟墓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公因之，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

【赏析】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都要亲手抄写，抄好朗读之后烧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书斋起名为“七录斋”。有《七录斋集》行世。

张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激烈的时代，张溥同情东林党，富于正义感。崇祯二年(1629)，他继承东林党反对黑暗政治的优良传统，结交社会上有气节、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他们激烈批评时政，与阉党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兴复古学”，强调“居今之世”，要“为今之言”，“务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质朴，《五人墓碑记》是其中的代表。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之人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呼应，反复唱叹，融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