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一个冰寒的晚上。在寂寞的马路旁边，疏枝交横的树下，候着最后一辆搭客汽车的，只我一人。虽然不远的墙边，也蹲有一团黑影，但他却是伸手讨钱的。马路两旁，远远近近都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向暗蓝的天空静静地微笑着。在马路上是冷冰冰的，还刮着一阵阵猛厉的风。留在枝头的一两片枯叶，也不时发出破碎的哭声。

那蹲着的黑影，接了我的一枚铜板，就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搭话，一面抱怨着天气：“真冷呀，再没有比这里更冷了!……先生，你说是不是?”

看见他并不是个讨厌的老头子，便也高兴地说道：“乡下怕更要冷些吧?”

“不，不，”他接着咳嗽起来，要吐出的话，塞在喉管里了。

我说：“为什么?你看见一下霜，乡下的房屋和田野，便在早上白了起来，街上却一点也看不见。”

他捶了几下胸口之后，兴奋地接着说道：“是的，是的，……乡下冷，你往人家门前的稻草堆上一钻就暖了哪……这街上，哼，鬼地方!……还有那些山里呵，比乡下更冷哩，咳，那才好哪!火烧一大堆，大大小小一家人，热闹呀!……”

接着他便说到壮年之日，在南方那些山中冬夜走路的事情。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我是喜欢打听的，同时车又没有驰来，便怂恿他说了下去，他说晚上在那些山里，只要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就可以朝灯火人家一直走去，迎着犬声，敲开树阴下的柴门，大胆地闯进。对着火堆周围的人们，不管他男的女的，用两手向他们两肩头一分，就把你带着风寒露湿的身子，轻轻地放了进去。烧山芋和热茶的香味，便一下子扑入你的鼻子。抬头看，四周闪着微笑的眼睛，欢迎着，毫没有怪你唐突的神情。你刚开口说由哪儿来的时候，一杯很热的浓茶，就递在你的下巴边上。老太婆吩咐她的孙女，快把火拨大些，多添点子柴，说是客人要烘暖他的身子;你暖和了，还不觉得疲倦的话，你可以摸摸小孩子的下巴，拧拧他们的脸蛋，做一点奇怪的样子，给他们嘻笑。年青的妈妈，一高兴了，便会怂恿他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分开一半，放在你这位客人的手上。如果你要在他们家过夜，他们的招待，就更来得殷勤些。倘若歇一会，暖暖身子，还要朝前赶路，一出柴门，还可听见一片欢送的声音，“转来时，请来玩呀!”老头子讲着讲着，给冷风一吹，便又咳嗽起来，我听得冷都忘记了，突然老头子忘形地拉着我问道：

“先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哪?……这里的人家，火堆一定烧得多的，看窗子多么亮哪，……他们为什么不准一个异乡人进去烤烤手哩?”

搭客汽车从远处轰轰地驰来了，我赶忙摆他的手，高声说道：

“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人，不像那些山里的……”

再跳进通明的汽车里，蓦地离开他了。但远的南国山中，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那些丰美的醉人的温暖，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冬夜》记述的是作者在1925年夏到1931年夏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从四川经云南出境到缅甸、新加坡再回到上海的生活经历与人生阅历。《冬夜》只有短短几分钟的一个镜头(乞丐老人的一段话)，但道出一个深沉的话题，也是一个至今仍然喋喋不休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人性”以及“人的异化”现象，就是在人类文明更加发达的当今社会，人自身却更加远离自然、更加冷漠与不可捉摸的现象。

难能可贵的是，艾芜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里就接触到这个话题，可以说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与国际接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艾芜在当时只能极其敏锐地“捕捉”问题或提出问题，而并未就此进一步再作深究或探讨。《冬夜》里，路边乞讨的老人，由于惧怕城市的寒冷，忘形地回忆起壮年时在南方山中冬夜赶路的往事，……山中灯火人家纯真的人情，毫无保留地欢迎异乡过客的热诚，对比城市中的万家灯火，却“不准一个异乡人进去烤烤手”，不禁使人心寒!老人拉着作者问道：“先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哪?”此刻的艾芜，只能告诉他：“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人，不像那些山里的……”。虽然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应答不能尽如人意，但他却将这一深沉的主题，展现在读者们的眼前，令读者不得不沉默与思索。

如今红尘万丈的城市里，人口密集，空气污染，噪音严重，人际关系上矛盾重重，日常生活已无多少雅兴可言。于是，到山野去，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到保留了自然真面貌的地方去，去面对大自然，已成为时尚。国内的张家界、九寨沟已经是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便是一例。还有去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罗布泊干热沙漠、去青海昆仑山、去西藏高原等等荒凉人少、景色雄伟之处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这样的旅行也少不了吃苦，可人们就是为了吃苦、为了获得人生经历而去的。不过，他们现在没有谋生的压力，只是为了追求人在旅途的感受而出门，但昔日的艾芜可是为了谋生而四处漂泊的。

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的旅行家们，大多只是平面地描述沿途风光或人情方面的所见所闻，加上他们的所感，读者若想从中再多了解民俗、地理、地质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类游记大部分显得无能为力。而徐霞客、达尔文等人所写的科学考察的游记，却成为人类文化的经典，不论多少年后仍然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著作有科学知识方面的丰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