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大概是在众所周知的 “光荣孤立” 之后，我发现了一种获得心情平静的好办法(至今还在不断探索中，无意申请专利权)，那就是在极端繁忙或心烦意乱之余，最好能乐观的 (阿Q的?) 发点奇想或怪想，使精力分散，松弛，这比面壁静坐更有效。当我被批判得 “发昏章第十一” 时，曾羡慕过佛家所谓的 “心如枯井”、“老僧入定” 的宁静状态，若真能够炼就了那种本领，则不失为对付政治运动的极好办法。由羡慕而读记高僧的书，但越读越怀疑，仿佛从字里行间仍能看到打坐者的意识在流动，更不用说那些六根未净因而 “入魔走火” 的。失望之后走极端，忽然悟到，发奇想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之道。

我很爱读并非作者生前编好而是死后由别人披露的日记。在中国，个人记日记，现在尚不清楚起于何时，唐宋以前的很少，明清以后的就多了。特别是近代，有的日记从作者的青年时代写起，直至寿终正寝，一日不辍，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其历史的丰富材料。由此，我忽然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像记日记那样，把自己每天做过的梦都记下来? 要是把一生的都记下来，积累一部“梦记”，它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可能要超过日记，甚至要超过世界上最长的意识流小说。对于热衷于研究潜意识的人来说，也远较日记或文艺作品更有参考价值。很遗憾，当我发现这个著作史上的空白时，已经活了五十多岁，连一天的残梦也没记录过。若是我早发现这一点，并下定决心每天记梦，说不定身后真可能有获得“老子天下第一”的好机会。

按照通常的说法，做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都不能当作科学的定义。其实，日有所思，夜间未必有所想。反过来，夜间有所想的，日间也未必有所思。文艺作品中的梦全是作家编的，应当除外。拿个人的经验说，我小时候听说本村出过“留洋” 的工程师，于是也“梦想” 过当工程师，可是在梦里从未当过工程师。从说书唱戏里知道有皇帝，梦里也未当过皇帝。岂但没当过皇帝，连官也没当过，自然也就不会梦中喊“长班”①，像 《聊斋志异》 中讽的官迷的梦话那样。

没有做过的梦当然不算真梦，只有真正做过的梦，才能说明梦的真实性——有的是荒诞的真实性。我曾梦见过遍地是乱爬的蛇： 花的、青的、黑的、黄的; 梦见过到处是青蛙，大的像洗脸盆——成精了; 梦见过绿色的豆虫滚成堆; 梦见过丢炸弹的飞机落下来变成鸽子; 梦见自己的手指头原是皮包骨，揭开一看，肉都烂没了; 梦见自己双手贴身，两腿一蹬，像飞天一样上了高空; 梦见过烂了半截身子的牛仍在走路……这些，有的见过，有的想过; 有的则未见过，也未想过; 有的有联系，有的毫无联系。已经成了古人而现在又被某些人当作时髦引进来的弗洛伊德，曾把梦解释为性的潜意识。若按他的学说，要把丢炸弹的飞机忽而变成鸽子的梦解释通，恐怕要用九曲十八弯的弯弯绕，还不如请教中国的 “圆梦家” 省事。“圆梦”能把任何梦圆得头头是道，而且可以指出逢凶化吉之路——经过圆满编造的谎话，以安定做梦人的心。但是，“圆梦家”的可悲也正在于此，以为梦就是实际生活的前奏或序幕，生活要依照梦的暗示重现出来。生活就是生活，做梦就是做梦，如果二者的关系犹如影之随形，那正好通向了佛家或道家的虚无，“人生如梦” 耳。

然而，还有比“圆梦家” 更可悲的人，比如据传的那些研究测梦仪器的人，那些靠 “逼供信” 达不到目的而求诸梦话的人，那些靠听梦话打小报告整人的人，竟然把严肃的政治活动和荒唐的梦中之境直接挂上钩，画上等号。他们的思想方法很像古巫，认为梦是灵魂离开躯体的出游，捉住了梦，也就抓住了人的真正灵魂——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等。我补记的几段残梦，若是当时像记日记一样完整记下来，落到这些人手里，就能衍绎出该当 “千刀万剐” 的罪名： 生在社会主义时代，怎么会想到遍地毒蛇横行? 轰炸机变鸽子岂非调和战争与和平?手指头烂了肉，说明坏透了，应该 “脱胎换骨” 改造; 梦中飞上天是感到不自由，想飞往“自由世界”，叛国投敌。别以为我这是信口开河，胡乱栽派人，回想当年的 “大批判”、“大字报”，比这水平还要高得多。尤其 “文革” 期间的所谓 “专案组”，连梦话也没有听到，就立案调查做结论，让人哭笑不得。

社会生活要纳入秩序的轨道，做梦则完全可以自由，既无需干涉，也干涉不了。做无论什么样的美梦，都不值得祝贺。做恶梦也不可怕： 天塌地陷也好，海枯石烂也好，山崩河决也好，牛头马面也好，醒来顶多出一身冷汗，脑袋依然长在脖子上，误不了起床、吃饭、干工作。相反，最可怕的是醒着的时候像做梦一样去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搞人事……那可要国穷民遭殃。人们把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比喻为 “一场噩梦”，非常形象、非常生动、非常贴切。梦是断了线的风筝，是乱了套的意识流，是疯狂了的奔马，天马行空，想入非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同做梦腾空差不多，醒来还是躺在老地方，别人却早已走远了。

生活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千军万马有秩序的豪迈进军。而 “左” 的思潮的归宿，是要把这一切都拉向梦境的。如果说它刚出现时，称之为 “幼稚病”非常恰当，那么，经过了几十年，这种病已是老资格了，不那么“幼稚”，而是相当的老顽固，已成痼疾矣!

“左” 比右好，这是近代的错觉和时尚。中国古代并不那么崇尚“左”，左乃贬词。贬官谓之“左迁”。脱离正宗谓之“旁门左道”。我觉得，还之以古义，更容易惊醒仍在“痴梦”中的“左” 得利同志： 你搞的那一套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是不折不扣的“旁门左道之术”。它的古代艺术形象就是牛鼻子老道式的人物，一股妖气，有什么美，有什么值得恋恋不舍?

(选自《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