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乐器中，鼓同我这一生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些。

倘若你闭上眼睛使劲回忆，总可以追想出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一两件玩具。我曾经这么试过。浮现在我眼帘里的，总是一只拨浪鼓，鼓面大约只有铜钱那么大，是杏黄色的，两边各拴着一根红丝绳，绳端是颗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珠子。鼓柄是比筷子还细的竹棍，攥在手心里只要轻轻那么一摇撼，那两颗珠子便甩动起来，拨浪拨浪地在鼓面上敲出细碎响声。拨浪鼓给我带来过无限快乐。它那清脆的声音曾冲破我儿时的孤寂。

四五岁上，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另一种鼓进入我的生活了。当时，北京有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的商贩，他们不是短打扮，往往身穿长褂，右肩上搭着条细长的钱口袋。那是他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用品的资本。他一只手里握着个鼓槌，另一只拿的是比我幼时玩的那种大不了多少的小鼓，北京市民通称他们作“打鼓儿的”。

在我心坎上，“打鼓儿的”是一种文雅的强盗。每逢这种人进家门一趟，我们就少了一件家具。“打鼓儿的”吆喊的是收买珍珠翡翠，玛瑙玉器，可我们那一带连见也没见过那种贵重物件。通常请“打鼓儿的”过目的，不是现由娃娃腕子上剥下的镯子，就是家里仅剩的一件木器——炕桌。“打鼓儿的”也料到卖主都是些揭不开锅的，走进来脸上照例是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然后撇嘴摇头说：“值不得几个大，还是留着使吧。”经过卖主再三央求，他才丢下几吊钱，过不大多会儿，掸瓶呀，条案呀，就随着那清脆的鼓声永远地消失了。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至一九六九年秋天下干校的那段日子里，“打鼓儿的”好像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而且不是他来取，是卖主送上门去。一时卖主太多，又太急切了，站在委托商行柜台里的人把脸拉长，嘴撇了起来。见什么他都说声：“不要。”有个朋友好容易借到一辆平板三轮，把上百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本书拉到旧书店去了。柜台里的人说：“不要!”“可我怎么好再拉回去呢?五间房子只剩下一间啦。你随便给个价儿吧，给价儿就卖。”“你准卖?”“准卖。”“那好，我给你一毛钱。”一毛钱也卖了，因为那毕竟比再拉回去的沮丧还要好受些。〕

我母亲“接三”^①的那个晚上，鼓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更为可怕的阴影。大概是为了体面吧，家里请来一台由两三个和尚组成的“焰口”^②。我作为“孝子”，跪在灵旁。也不知道他们诵的是什么经，反正咚咚嚓嚓闹腾了一宵。我又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扒着棺材沿儿同母亲告了别。然后，棺材上了盖，斧头就把它钉死了。

多年来，鼓声给我带来的是棺材、和尚和死亡的影子。

鼓声再度出现在生活中，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一天腰鼓队走过天安门时，我才体会到鼓声的雄壮，鼓声的优美。多少世纪以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还有什么乐器比鼓更能表达人们的喜悦，更能表现出一个重生的民族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呢!成千的腰鼓队员排列着，整齐得像棋盘，个个头上用毛巾扎着麻花。咚——咚——咚咚咚。声音单调吗?一点也不觉得。因为每一声咚咚都敲出对旧事物的诅咒，敲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好的祝愿。

接着，一九五○年的冬天，我在湖南岳阳县筻口乡又听见鼓声了。咚咚咚，一大堆浸着世世代代农民鲜血的地契燃着了。除了鼓，还有什么乐器更能表达从奴隶变成主人的狂喜呢!

然而六十年代中期，鼓声突然变了，变成对自己人的威胁。

一九六七年吧，我住在——更确切地说，是我被赶到一条小胡同里。隔壁住了一位老寡妇，她身边只有个独子。他们仿佛也是经抄家被赶到那里一间小东屋的。听说学校的“文革小组”要那个独子到边远地区插队，老寡妇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每天中午就从居委会那边咚咚咚地敲起鼓来，越敲越近。敲到寡妇门前，鼓点更紧了，而且堵着寡妇门口一敲就是几十分钟。鼓声里充满了杀气，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包围。老寡妇由于怕四邻每天都得陪着受罪，终于还是让孩子走了。

那阵子，什么单位大约都不乏一些年轻力壮的鼓手，手持双槌，嘣嘣嘣，真是耀武扬威。鼓越做越大。先是威风凛凛地站在平板三轮上敲，“九大”时就上了彩车。

那阵子，三天两头都得跟在鼓后面游行。有时是为了庆祝一些来路不明的“最高指示”，有时是为了“报喜”。那时鼓声起的是窒息大脑的作用，然而有时候脑子又偏偏还喜欢动那么一下。“出版史上的奇迹：三天之内赶印出两本书来!”当整个民族文化都瘫痪了时，这报的算是什么“喜”呢!

然而生活在德谟克利斯的剑刃下，脑子的闸门可得拧紧呀!生命就靠那拧紧的功夫来维系。

这三四年，鼓声不那么频繁了。鼓还是要敲的。管弦乐队、铜管乐队都少不了它，重大庆典也还是要敲锣打鼓的。那属于鼓的正常使用。然而鼓声不再是杀气腾腾的了，它不再对自己人显示威风。这真是大好事。有时候我也暗自担心，那些年轻鼓手会不会不甘寂寞、会不会手痒呢?

今天，国家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锣鼓喧天。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之后，它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修篱补墙，添砖添瓦。让马达和电子的声音压倒鼓声吧!恰当地、有节制地使用，鼓声可以振奋人心;滥用，响过了头，鼓声的作用照样也可以走向反面。

————1981年7月

编者注： ① 接三：旧时人死后第三日入殓，将棺材盖钉上，俗称“接三”。　② 焰口：旧时人死后，请和尚诵经超度亡魂，又称“放焰口”。

人老了，总会想起许多往事，而往事总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如果能有一根线索把它们串连起来，就能串成一篇文章。《鼓声》就是这样一篇文章。这是萧乾七十岁以后写的，文章里的有些材料后来又收进他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

说起“鼓”，给人的感觉总是兴奋的居多，如“鼓励”、“鼓动”、“鼓舞”、“鼓吹”等等，然而在兴奋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还是冷静的时候人比较清醒，也不会有什么失误。而喧天的鼓声一响，人就容易糊涂了。以至于到了晚年再回忆这一连串的鼓声时，不禁感慨万分。所以这样的文章，年纪大的人读起来才有味。

我所说的“有味”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生动。你看他回忆的几件与鼓声有关的事，一件件都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即使是“闭上眼睛使劲回忆”的关于孩提时代拨浪鼓的事，也与我们自己的经历相似，极易引发我们自己对童年的记忆。尽管他摇的是杏黄色的拨浪鼓，而我们童年摇的是另一种颜色或式样的，总之，是他的回忆和描述把我们引入他的以及我们自己快要淡忘了的世界。

二是联想。你看他从童年时代北京走街串巷收旧货的“打鼓儿的”写起，一直写到“文革”浩劫中的被迫出售家中旧货。差不多神情，差不多的语气，差不多的情境，作者也有差不多的感伤与无奈。如果说是鼓声引发了他一连串的遐想，这是文章的一根主线;那么关于卖旧货的“打鼓儿的”联想，则是主线中的一根支线。这根支线，也能引发读者类似的回忆：因时势、因家贫而不得不出售家中的珍藏，在这些年的折腾中，谁没有相似的经历?

三是变易。这篇文章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作者对鼓声在感觉上的变易：从孩提时愉快的拨浪鼓声，到收旧货人的打鼓声，乃至母亲去世时听到和尚“放焰口”的悲凉的鼓声——这是一变，由喜而悲。而1949年建国时北京城到处锣鼓喧天之声和在湖南岳阳乡间参加土改，农民喜庆土地还家的鼓声——这是二变，由悲转喜，而且是举国欢腾的大喜。想不到，到了十年浩劫时期，这鼓声竟然变成了一种威胁，鼓声敲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家庭离散，母子生离死别的惨景——这是三变，又由喜而悲。文章写到1981年为止，如果继续写下去，则不知又有多少变易。

写回忆性质的文章，最怕的是打开了回忆的闸门，思绪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再也收不住了，越想越多，越写越长，什么都不愿舍弃，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独得之秘”，是个人的“宝藏”。结果当然是拖沓冗长，令读者生厌。萧乾是新闻记者出身，下笔时当然首先要考虑读者对象的需要和心理，更加明白自己笔下的繁简和轻重。如对于母亲去世的回忆，他完全可以写成一篇长文章，因为他是一个“遗腹子”。他在回忆录中说：“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只有位寡妇妈。……原来在我呱呱落地一个月前，我爹就撇下我们娘儿俩走啦。”真可谓“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而当他的母亲去世时，这种悲哀当然是永远忘不掉的。但是，这一份材料，放在“鼓声”中，却如此简洁，一百多字就交代完了，但每一句每一字都沉重之极，尤其是最后一句：“多年来，鼓声给我带来的是棺材、和尚和死亡的影子。”真像是鼓点子，一声声打在人的心上。

谁都知道，文章写得散漫，是一种毛病;而文章写得简洁，则是一种艺术。萧乾是深知这一种艺术的散文家。他的这篇《鼓声》，波澜起伏，极尽变化之能事，犹如一位高明的鼓手，在鼓槌的轻重徐疾之间，向我们倾诉了人间的喜怒哀乐和不尽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