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有些事，听到之后有感触，禁不住要多想想，可又想不出什么结论来，只能发出一声长叹，自己对自己说：算了，别想了。读杨绛女士的这篇《老王》，就有类似的感觉。

老王——一个三轮车夫，该算是一个“劳动人民”了吧。按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该尊敬他，学习他，以他的为人行事作为自己的榜样。但生活中却又不然，他穷，他苦，他有病，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是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成了个“单干户”。——难道我们因此而鄙视他，嫌弃他，不同情他吗?作者杨绛夫妇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反而成为“同情落后”的一种表现吗?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我想：还是把问题想得简单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或者说是一种交情。它排除了社会地位的高低，排除了文化教养的悬殊，也排除了经济条件的差异……这种种因素，在作者与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只有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最纯粹的同情，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文章就光彩夺目了。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反过来，如果到了一个特定时期“我蹬”，“他坐”，也能照常“说着闲话”吗?——我看也行。

再比如：“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至于怎么瞎的，是生下来就瞎，还是“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会妨碍作者对他的同情，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的同情，是发自人们内心的真正的同情。

最有趣的是这个场面：经过抄家而经济拮据的杨绛，偏偏遇到丈夫钱钟书生病，由老王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当杨绛付钱给他时，他先是不肯收，后来“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问，老王的一颗赤诚的心坦露在我们面前，这也是同情，而且是极其可贵的同情。

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老王在临死前一天，还带着香油与鸡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杨绛夫妇(须知，那是鸡蛋和香油都须按人按户口本凭票定量供应的年代)，当杨绛给他钱时，“他赶快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说这话，并不是显示自己“高贵”，而确是一种比有身份的人更难得的“平凡”。尽管后来他还是收下了钱，但这决不是交易，而是友谊的交流，是最真诚的“礼尚往来”。

老王是去世了，贫病而死，但是他坦然。作者却感到愧怍——因为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受过教育，她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弱者和不幸的人。这并不是到农村工厂去“滚一身泥巴”所能达到的境界。

世上有多少“老王”?眼前，远处;国内，国外;过去，现在，未来……数也数不清。我们决不能因其多而丧失自己的同情。世上有多少“杨绛”，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许还有，但是占知识分子或上层人物人数的比例有多少呢?想也不敢想。我想：社会如果真的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老王”这样的不幸者越来越少，而“杨绛”这样的同情者越来越多。

这么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在文艺书籍中，人们说了不少空话，假话，套话，故作姿态的话，甚至痛心疾首地谴责自己的话，他们都发誓要“脱胎换骨”，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但是，有几个人是从同情身边的一个贫困的不幸者开始的呢?——杨绛女士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我建议读者把此文与鲁迅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一件小事》放在一起读，也许能够引发你更有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