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下来就大哭，过些天又会开口笑。婴儿自己不知道，这是哭，这是笑，是从大人的反应中知道效果的。于是哭笑不仅是发自内心，而且是有求于外，是含有预期得到效应的有意识的生理行为了。

开怀大笑，不知道为什么，两人同时开口，无因无由无求无欲，这才难得。我有过这样的笑，值得庆幸。

那是1966年夏秋之交，大学里如同开水锅，热闹非凡。不知怎么也有冷清的时候，有的地方会忽然平静无事，人都不知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些“牛鬼蛇神”搬运石头，从屋边拣起大小石块放在筐内抬过一片开阔地，卸在当年洋人修的燕京大学围墙下面。和我同抬一筐的是化学系的傅鹰教授。两人不发一言，全心全意劳动。来回抬了几趟，不知怎么，突然寂无人声。在墙下卸完石头，抬头一看，只剩我们两个人。其他人不知哪里去了。竟没人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抬头看过周围的人，只低头劳动，入于人我两忘的高级禅境。这时猛然发现如在荒原，只有两个老头，对着一堆石头，一只筐，一根扁担，一堵墙，一片空地。

不约而同，两人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极其开心，不知为什么，也想不到会笑出什么来。笑过了，谁也没说话，拾起扁担，抬起筐，照旧去搬运石头。不过，这一阵笑后，轻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石头也不大不小，抬起来也不轻不重，缓步当车，自觉劳动，自然自在，自得其乐，什么化学公式佛教哲理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真是一生难得的一笑。开口大笑，不必说话，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别有会心?不一定。

傅鹰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在“大跃进”中，科学研究也上马大干。要他发表对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研究科学的体会时，他背诵两句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因此挨了一顿批判。可是好像批与被批双方都不知批的是什么，为什么批。有人问我。我说，古诗和大事同样难懂。以不懂为妙。何必不懂装懂?他的夫人也是化学教授。两人都已故去了。既已安息，就不必多说话打扰他们了。

又一次大笑是在这以后不到一年。我一直坚持劳动，但是同劳动的人却常常更换。有一天，留在空空一座大楼里劳动的只有三个人。我，教日文的刘振瀛和一位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她取的中国姓是李。我们的任务是擦窗户。我初见李时，她好像是二十岁上下的美丽活泼的小姑娘，此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知何时起她当了职员，也不知为什么陪我们一起劳动。这个女的，据说当学生时在战后日本做过各种劳动，继承战时的“奉仕”(服务)，不过是为自己生活不是为“圣战”了。她会操持家务，所以比两位老教授都“懂行”。她教我们怎么先用旧报纸，再用干布，然后用湿布，又重复用干布，从点到面擦玻璃。两个老学生随着她的示范倒也学得不慢。后来要站上窗台去清除上层积垢，两个老头都面有难色。虽是二楼，摔下去也不是玩的。还是她，自告奋勇，一跳便站上去。我给她递工具。窗子是开着的。她站得很坚定。我还是担心不稳。不一会，任务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我出于本能，不自量力，伸手去保护。哪知她心里也不踏实，跳下时怕往外倒，竟向内侧着，一见我伸手，转身一躲，反而维持不住平衡，一下子靠到我的手臂上。我本是无心中举臂，并未用力，也跟着一歪。幸而她不到三十岁，我也不过五十多，脚跟还站得稳，都没跌倒。旁边的刘出于意外吓了一跳。三人定过神来，不由自主同声哈哈一笑。我笑得最响。她也失去少女风度，张开大嘴。刘反而笑得庄严，不失留学日本时受的“喜怒不形于色”的磨练。这一阵笑声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和着回声仿佛突如其来的音乐，像有的交响乐的“曲终奏雅”，轰然巨响，真是难得。当然，这事除我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位大约随后便忘了。只有我记到现在，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次老来开心大笑。

现在刘已成为古人，李也回日本去了。三人余一，忽然想起这次三人大笑，接着又想起那次二人大笑，不由得又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强迫哭比强迫笑容易。我老而不死也有好处，比别人多些时间回忆。记得笑比记得哭好。我的记忆中几乎都是一些可笑的事，都是我自己做下的。记不得生下来的哭。大约十岁以后就不哭了。二十岁时，哥哥突然去世。我艰难困苦回到家，见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场。此外再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哭过。那次哭后不久，我又离家外出，举目无亲，飘零各地，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会哭，要哭也没有眼泪。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

还有第三次的笑，那一定是我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但不会有人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预先在这里记下一笔。是为“三笑记”。记于1993年4月，癸酉闰三月前夕。

这篇文章名为《三笑》，实际上只写了两笑，最后一笑还要留待生命结束之时，虚晃一枪，这且不谈。现在可以探究的是这两次“笑”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次，两个老教授，在浩劫之中都被“打翻在地”，在学校里被强迫劳动，偶然之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于是同时迸发出一场大笑。——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又有什么可记的?第二次，三个人劳动，两个还是老教授，再加上一个“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也是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迸发出一场大笑。——也没有什么可笑，也没有什么可记。这些是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整个“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一场丑剧。人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或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命者”;或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分子”。只是闹得时间久了，似乎真是那么一回事了。“革命者”“革”得习以为常了。“劳改犯”“改”得认命了。大家都随着“剧情”的发展，亦步亦趋地顺流而下。突然，有了一个间隙，似乎两个演员回到后台休息的片刻，猛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演戏，不过是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实际上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正如石头、扁担、箩筐一样自然，这才从心底里迸发出笑声，说明这没完没了的串演闹剧，太可笑了，太无聊了，太荒谬了。在这笑声中，大家都回到了“人”本身。于是：“轻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石头也不大不小，抬起来也不轻不重，缓步当车，自觉劳动，自然自在，自得其乐，……”。——又恢复到正常人的心态。但是，“开口大笑，不必说话，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别有会心?不一定。”这“不一定”三个字极妙。相当于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忘言”的境界，能够体会，并不玄妙。

作者写完“两笑”之后，为什么还要预先写上“第三笑”，即“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那一笑呢?我想，他大约也是把整个人生看成一场戏，在生命结束时自己对自己发出会心之一笑。——这要比哭的境界高得多了。

其实，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文章中还有一笑也属于这一类的，即“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由此可见，真正的夫妻情人，或是知心朋友，就是能够忘怀大笑的人，能够彼此把心打开的人。

什么是幸福?就是经常能这样忘怀得失，开心大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