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硃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

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

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通通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

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

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

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

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

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硃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一九六一年

文章贵曲。“曲”就是圆，而“圆美”是我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杨朔坚持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并在其创作中深入实践着这一艺术目标。散文的诗境，就是圆美的境界。他的散文开合自如，善于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曲尽其妙，且语言凝炼、蕴藉深远。曾经得到老一辈散文家冰心的由衷赞许：“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茶花赋》是杨朔散文的名篇，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起承转合，布局精巧，层层铺垫，丝丝入扣。开篇破题，作者久居海外，曾想借一位丹青的妙手画出祖国的面貌，以解思念之苦。这倒是给画家出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怎样构思呢?于是作者也就搁下了这桩心思，但是这个心愿从此便在他心中扎下了根，这里实际上已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也为全文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杨朔散文往往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抒情，两者密切融合，浑然一体，他的叙述语言也总是焕发着浓烈的诗意。文章在关于花事的叙写中，通过“脚步儿勤”、“来得快”、“催动”等拙中藏巧的词语，以及“像催生婆似的”又俗又拙的比喻，渲染了气氛，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纸面。因为正逢花事季节，引逗着他踏春赏花的兴趣。由此，步步深入，笔笔记胜，直至结尾水到渠成，点明托物言志的题旨。

散文的中心是写茶花之艳，却从写梅花，写玉兰，写迎春花着笔，以诸花烘托茶花。先写华庭寺的梅花之盛，一睹春梅盛开的风采;进而从梅花之盛写到茶花之盛，指出茶花吐露着“春深似海”的诗情，它点染着这里“最深的春色”。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茶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而写茶花并不是作者的目的，透过茶花的美，作者联想到凡是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如此笔锋一转，由写渲染春色的茶花写到创造春色的养花人普之仁。这一转自然而然，寥寥数笔，着重绘出他那双“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的手。这是一双普通劳动者的手，正是这双手构造着美的生活。作者又从哲理上拓深一笔，揭示亿万人民美化着新生活、美化着年轻祖国面貌的真谛，唯有普之仁这个人物的存在才使作者将“花”与“祖国”两者联系起来。因为他给“我”介绍了许多茶花的种类，诸如“大玛瑙”、“雪狮子”、“蝶翅”等等，尤其是“童子面”，开起来最好看，所以文章的最后部分，才会通过一群“红领巾”的出现的细节，引出作者关于以童子面茶花为题作画的奇思妙想，完成了一幅画的最终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以此作为点睛之笔，首尾遥相呼应。这篇作品就这样开始设置谜面，然后逐步揭开谜底，一步一个转折，一层一个跌宕，随着人、事、景、物的叙写，于是讴歌祖国和人民的哲理诗情，得到了浑然圆成、曲致含蓄的表现。

这篇散文的特色还在于，善于在看来极其平常的事物中提炼动人的诗意，在一片奇景中寄寓深邃情思，通过诗的意境，展现出时代的侧影。《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祖国的欣欣向荣。茶花的美丽姿态象征着祖国的青春健美;它生命力的旺盛象征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那些形似新一代的“童子面”则象征着祖国的未来。比喻贴切新颖，情与景融为一体。

中国画的意境创造，讲究以实见虚，以虚映实。杨朔散文意境的创造方面，借鉴绘画的构图，非常注意这种传统的虚实处理。本文以描写茶花及育花的能工巧匠的具体形象(实)，抒唱社会主义祖国青春面貌(虚)，虚实相生、象征附丽的意境构思便脱颖而出。茶花的娇美，含苞欲放的童子面茶花的艳丽和无限生机，启迪读者去联想日新月异、鹏程万里的祖国。祖国如何日新月异?是怎样一种鹏程万里的建设的气势，这些作品中没有具体写到，但作品以外、画面以外“虚”出的诗意，凭着童子面茶花的美，分明可以让读者得到美妙的联想与想像。

杨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他那玲珑的风格，隽永的诗意，离不开艺术语言的创造，同他的文笔十分谐调。本文的语言洗炼、清新，在自然、朴实的遣词中淋漓着浓浓的诗意，归根结蒂得益于作者叙事状物的精确与清晰。对此，秦牧在《语林采英》一书中，以《茶花赋》两节描写花事的文字为例(“花事最盛的去处……”与“究其实这不是最深的春色……”)，赞赏其语言状物写景的清晰度和表现力：“它使我们宛如亲临其境，看到了繁花压枝，蝶舞蜂喧的景象，还仿佛闻到花海传来的阵阵幽香”。